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尔雅》在汉代的经学地位

在十三经中，《尔雅》是一个特殊的门类，它本属于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但两千年来一直与经学交织在一起，随经学兴衰起落，究其原因其经学地位早在汉代就确定了。本文首次系统论述了《尔雅》在汉代经学阐释中的工具作用和解经功能，以及《尔雅》入经部附类的政治原因和经过，笔者力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全面、深透的探讨，给学界一个明晰的结论。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汉代河南郡农业状况初论

河南郡是汉代农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粮食日益增多，马牛羊等大牲畜饲养量增长较快。东汉时河南郡的农业经济明显超过了西汉。     

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法律角度看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

本文依据简牍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汉代政府经常下令释放奴婢、汉律对奴婢人身生命安全的保障、对奴婢性权利的保护、汉律主人犯罪奴婢不连坐、生活中奴婢衣食健康受到保护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汉代奴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