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以新井白石《陶情诗集》为例

中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作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备受日本文人追捧。受陶诗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儒学者新井白石就曾作《陶情诗集》这部汉诗集,他模仿陶渊明风景诗的物象传意,重视交友诗的传世手法,并借史言志。但是白石不是简单地模仿陶诗风格,而是想通过诗表"陶情"。他对陶诗的接受,不仅是出于对汉学的喜爱,更是源于他与陶渊明相通的特质,"归隐和出仕"的经历、"儒学"的素养和"正直"的性格特征。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提及新井白石对陶诗的接受,这一研究将丰富对新井白石的整体认知以及侧观陶诗在日本的影响力。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翻译美学视阈下《瓦尔登湖》徐迟译本评介

《瓦尔登湖》（Walden）是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经典文学作品，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中国译者徐迟首先将其译入国内，译名为《瓦尔登湖》。此后不断出现译者和译本，《瓦尔登湖》一度重译，频繁出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重译《瓦尔登湖》的热潮，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翻译界对《瓦尔登湖》汉译本的关注。通过将徐迟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美学新视角切入，对《瓦尔登湖》译文之美进行解构，分析其中作为变量的美学因子，以期为研究《瓦尔登湖》做出一点贡献。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