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及其效能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社会治理效能关乎国家治理效能乃至现代化进程。在疫情防控上,我国社会治理各主体积极应对,国家力量积极统筹,市场力量、公共服务系统与多层次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取得了出色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源调配不公、参与秩序紊乱等治理效率不足的现象,社会治理的“效”与“能”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实则为我国制度优势保证了治理总体有效,而突发事件的特性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导致了治理出现局部偏差,需要遵循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思维理路,实现“效”“能”并进。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公共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研究

档案学界理念从"社会记忆观"转变到"社会服务观",各层级档案馆也逐渐从综合档案馆开始向公共档案馆转型,各档案馆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这一系列转变加大了公众对档案馆馆藏资源的需求与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间的矛盾。本文立足于公共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的现存不足,从馆藏资源的广度、多样性和特色提出意见和优化策略,使公共档案馆在馆藏资源建设的方向和方法上更加合理、满足为公众服务的需求。     

融券卖空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通过工具变量法及考虑外生事件冲击等方法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同时,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较差的情况下,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卖空交易通过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牛市中卖空交易很好地起到了负面信息挖掘的功能,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但却并未进一步加剧恶化较差市场行情下的股价崩盘风险;融资买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我国卖空实践的市场风险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再论文化研究的困境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点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范式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论争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研究大家和专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了不少理论建树。随着文化研究不断的不断深入发展,其背离初衷的困境也逐渐显现出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了一门所谓的"准学科",冲出藩篱的文化研究有渐入围城之势。文化研究反对价值中立,但其批判性却逐渐淡化。文化研究以流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可当下的一些流行文化并非来自最广大的民众。文化研究主张公共话语,言说日常生活,可文化研究的话语特点却日渐晦涩。文化研究的定位、批判态度、研究对象和话语表述都有待真正回归,以还原文化研究本来的阅读书写关系。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