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问题探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对于这项重大的改革,必须适时进行全面、科学的绩效评估,以检验目标实现度、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内部运行指标、外部影响力指标和反腐绩效指标。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监察机关自身或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评估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考察、文本分析等。     

“韩流”文化对长春市大学生审美文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电影、电视剧、歌曲等全面进入中国并产生极大影响。吉林省拥有朝鲜族人数较多,因此"韩流"对于吉林省的影响较之其他省份更为直接、深远。省会长春市更是"韩流"受众主体大学生的主要集聚地,"韩流"文化已经对这一群体在思想、生活、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本文着重探讨"韩流"在长春市大学生中流行的现状及外在形成条件和内在驱动原因,用调研数据、采访实况阐述"韩流"对长春市大学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分析长春市各高校针对这一现状采取的应对策略。     

高职学生网上评教数据的修正与优化处理研究

针对高职学生网上评教存在的问题,采用评教验证机制设置不合理评教的限制。对学生评教数据先剔除异常值,再分别对不同班级、不同课程和不同院系之间的学生评教数据进行修正与优化处理,得出最终的修正分值,降低了因班级、课程和院系的不同而导致的评教数据的差异性,使学生的网上评教能更准确有效的反应出教师的教学水平。     

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内涵、理念与路径

美好生活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坚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通过对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厘清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同时,加强对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所存在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明晰建设民族地区美好生活的理念,对于构建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

针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基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误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缺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什界划出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概念:论战的—揭露的意识形态、系统的—解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从起源论和功能论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解读模式,揭示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中意识形态观的隐性转变,阐明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理论中包含的"致力于解放的"意识形态概念,回答了艺术缘何具有"永久魅力"的问题。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区划保留了意识形态概念传统理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避免了苏俄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理论缺陷。     

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