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汉扬雄撰《方言》开拓了训诂新径

训诂兴于汉代,隆于清季;训诂学则起于近世。本文认为西汉时期训诂,多为解释古词语,且多为解经。西汉末年,扬雄撰《方言》的问世,开拓了训诂的新路子,使训诂工作重视了当代活着的语言,训诂不仅着眼于语言的纵向联系,而且注意于横向关系,充实了训诂的内容,扩大训诂的范围。文章提出,今天的训诂与训诂学应继承《方言》的传统,发展训诂学。使训诂不仅注重古文献的注释,更要注重活语言与方言词语的研究与解释。     

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

征圣和宗经是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之基石。扬雄的文学批评观包含三组对偶范畴:事理与文辞、温润与深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宗经是征圣的必然要求。事理与文辞可以统一而且在圣人们的经书中实现了统一。温润与深沉可以统一而且它们业已成为经书文本的质地特征。诗人与辞人是两类迥然有别的作家类型,其人格特征在辞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辞人之赋是对经书的背离,故而必须摈弃。诗人之赋是对经书的拓展,故而应该继承。在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中存在三条发展变化的曲线:其一是从童子到壮夫的变化曲线,其二是从辞赋到学术的变化曲线,其三是宗经与崇道交互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扬雄文学批评观的三条曲线端呈出他谋求发展的雄心,而扬雄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扬雄志在成为孔子道统的传承者,致力于恢复先秦孔孟儒学的人文理性传统。他生平受儒家文化影响熏陶很深,又得道家思想浸润,以儒家思想为基质、为主体的同时,儒道互补倾向非常鲜明。他对尧舜、孔子等儒家所尊崇圣人的高度评价,实际已开阐论儒家道统之先声,对孔子、孟子、荀子的评判,对五经的褒扬,对诸子的评判,都反映了西汉学者的学术态度,映射着当时学术发展趋势;由对儒学与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基本认识,扬雄在其思想体系的理论构建上则呈现以儒学为主体、以道家之学辅之的面貌,其天道观、仁义观、人性理论、修身思想无不如此。     

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将《刺孟》置于《问孔》、《非韩》之后,这表明此时孟子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论衡》一书多处盛赞孟子,在继承扬雄学说的基础上,王充将孟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基于孔、孟的相似性,《论衡》多次将孔孟并提,这无疑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孟一体化的进程。     

古人关于赋的虚实之辨——从"玉树青葱"说起

历代学者对于扬雄<甘泉赋>中的玉树理解颇多分歧,或以为真玉树,或以为槐树,或以为似槐树,或以为人造玉树.此问题的产生与赋既以方志为基础,又有在此之上的夸饰、虚构关系密切.古人或以征实为标准评判赋,对其虚构之笔大加责难,或因文会意,深得赋家用心.     

扬雄身后褒贬评说考议 ——林贞爱《扬雄集校注》序

扬雄是极为有名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发生过较大的争议。正确评价扬雄，应该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看待他的所作所为，不能把后人的观点强加于古人，也不应苛求前人。     

汉代儒道互补及其对汉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道家的黄老之学在汉初一度成为统治思想,汉武帝以后,尽管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但由于儒、道这两种学说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互补性,所以,每当社会动荡、世风日下、虚妄高张、儒学僵化衰微之时,道家思想便成为人们心目中匡时救弊的药方,成为儒家学者吸取的对象。儒、道相抗相补特别是道家思想,对汉代文学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都在汉代的诗、文、赋作品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扬雄赋作的天文书写及其意义

扬雄赋作中使用了较多的天文星象,涉及恒星、行星与变星三大类十余种。扬雄赋中的星象与此前的赋作相比,其内涵有了明显变化,它们大都是把星象与现实社会政治对应起来,用来颂美天子之顺天应命、政治清明、仪仗威严等,具有鲜明的星占学色彩。这种表达方式的出现,既与扬雄本身具有星占学知识有关,亦与元、成之际今文经学和阴阳灾异思想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有关。由于扬雄的这种书写方式切合汉赋“宣上德以尽忠孝”的功能需要,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故对此后的赋家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们赋作中的星象亦大都具有星占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