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杜甫研究回眸

２０世纪杜甫研究继承与创新表现为如下三方面：一、杜集及有关资料之考订整理;二、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三、杜诗的鉴赏与普及。其中对杜甫及杜诗之研究又可分为５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前、８０年代后三个阶段,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轨迹     

杜诗颜色词的运用艺术

杜诗颜色词的运用颇有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法功能,可用作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和名词,在句中作定语、谓语和主语;二是并置与对举,包括邻近色和互补色的并置与对举;三是情感表达功能,不同的颜色往往表达出不同的情感。     

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之翻译、传播与接受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越来越引起关注。通过统计近十年国内中文期刊(包括会议论文集)涉及到杜诗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类文章,从翻译对话性角度出发,对杜甫诗歌进行回顾和评价,并对杜诗学未来的发展和具体实践进行简要评述。     

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高楚芳与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述论

高楚芳是宋末元初杜诗研究大家、评点大师刘辰翁的及门弟子,其编纂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校正精审,编次得当而成为历代刻书家争相翻刻的热点,也是历代研究杜诗的常备之书。在简要介绍高楚芳及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叙录现存高楚芳《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版本情况,以期为杜诗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线索。     

杜诗注释史通说

着眼于杜诗注释的历史,讨论了杜诗注释的格局和发展走向,将杜诗注释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段落,即杜甫诗集基本面貌的形成为第一阶段,杜集注释本逐渐发展为对多家注本的整合形成集注本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调个人见解、充分抒发个人观点的注本的繁荣,第四阶段是全方位关注杜诗的解读、传播而形成杜诗学。同时指出杜诗注释的九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如从诗集编注演化为文学批评,从编纂全集校注本转移到选集选注本,由编制年谱、小传发展为诗人评传,对诗人和诗歌的研究逐渐转向收集资料和编纂综合工具书,由单独研究延伸到比较研究,从文学的领域扩展到语言学领域,还有从杜诗本体研究转向对注家注本的研究、从学术研究拓展到艺术表演,等等。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李详《杜诗证选》、《韩诗证选》的再审视

李详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以具体的条目充分证明了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韩愈与《文选》的密切关系。但其间还有未尽人意之处,在进行修订、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能发现,由于深受《文选》的影响,杜、韩二人的文学作品具有相近的倾向,即融汇、化用《文选》中的故实、成词;而且,杜甫对其子宗武“熟精《文选》”的教诲等,都证明了《文选》与科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这种考试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文选》对科举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