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价值与路径

随着政府采购的深入发展，政府采购信用体系逐渐出现政府采购信誉减损、信用信息开放和共享程度较低、信用信息的安全威胁增加、信用监管效果不佳以及失信惩戒政策执行遭遇阻塞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有利于提供安全的信息环境、有利于多主体参与、有助于多中心协同、能促进信用监管多元化。区块链技术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路径:以区块链思维重新架构政府采购信用体系的信用管理基础；以“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完善信用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以分布式账本结构打造多主体监管参与机制；以智能合约机制实现信用评估智能化。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基于信号博弈的卖方欺诈行为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信号博弈的卖方欺诈行为进行研究，假设拍卖中可能存在欺诈型和诚实型两种卖家，其中欺诈行为有概率发生在第二价格拍卖中：欺诈型卖方冒充竞拍者递交仅次于最高价的报价从而获得额外收益。两种卖家根据各自效用选择拍卖形式：第一价格或者第二价格。而竞买者将卖者的选择作为信号，更新对卖方类型的判断，然后制定报价策略。这是一个买卖方信号交叉影响的过程。考虑到拍卖过程中买方价值相关性，本文在建立模型中参考了关联价值原理。针对该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买卖方策略，并且研究了买方报价、买方判断、卖方收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利用贝叶斯公式对双方的策略选择问题进行预测，与单纯的概率分布方法相比，更具实践价值。     

论萧红诗歌的美学特色及其创作转向

从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描写萧红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千家诗》的视角切入，探索萧红的诗歌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萧红的诗歌创作带入新诗时代语境，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挖掘其诗歌的叠词美、意象美、色彩美、图式美等美学特色。从其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弱势抒写、现实关怀的相对不足、高远境界的升华不足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存在的缺陷，考察其创作由诗歌转向小说、散文的内外之因，以及这一创作转向后她所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全面把握萧红创作的美学特色与艺术追求。     

流域小水电站开发生态补偿研究——以大樟溪流域为例

基于福建省违规小水电清理整顿的背景,结合国内外水电站生态补偿研究动态,以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分析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评估测算主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探讨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在未考虑水电开发正效益前提下,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每度电每年生态补偿金为0.15元,其生态补偿运行成本占上网电价的比例为32.3%~62.2%。由于小水电站装机容量小,开发的经济成本高,若同时从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两方面考虑,新建的小水电若生态补偿成本占上网电价的50%及以上,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该文对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进一步理顺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水电开发者和环境保护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