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法治文化论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需直面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而言,它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尽管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张力,但二则均体现"人本"价值,显现出"人化"与"化人"之特征。为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建设,应采用"循序渐进式"、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健全中立的"法治文化评估"机制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     

对我国法治实践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我国的法治道路是政府推进型,即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推行法治,以期克服法治化进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但在法治实践中,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和代价,这正是我们在法治实践中应该思考和解决的.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 ,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 ,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 ,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 ;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 ,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 ,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试论"法治"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通过探讨“法治”在中国历史的演变 ,揭示“法治”的本质即“人治”及其原因 ,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展示“法治”、“德治”的矛盾和冲突     

论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发展的基础

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在于有英国立宪政治的深厚文化与思想做基础 ,在于社会各群体有在法治状态下生活的习惯和传统。济济的法律人才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起了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为美国的宪法政治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国家不豢养和保存大规模的常备军 ,人民的代议机关能牢牢控制国家武装力量 ,尤其能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经济命脉。另外 ,北美独立运动不是一场专制王权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而是一场殖民地力量壮大以后争取分离的运动     

"引礼入法"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的“引礼入法” ,始于汉而终于隋唐 ,达六七百年之久。即把道德原则引入法律 ,把道德作为立法的精神 ,并直接成为法律规范本身 ,成为司法的标准。这对于我们实行法治与德治的综合与统一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 ,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 ,法治社会才能建成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信任、相信和崇拜 ,它包括对法律的神圣情感、对法律的科学态度和对法律活动的积极参与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法治实践又是法律信仰的条件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