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标准与策略——斯科特的农民研究

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日常反抗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论证,第一个层面是小农反抗的道义基础、标准和逻辑,即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小农具有特殊的公正感和道德感,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和“互惠”,忽视或破坏这两个原则,会激起小农的愤怒和反抗。第二个层面是,小农的力量和文化习惯等因素决定了小农的反抗是“日常反抗”,而非大规模的革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隐微反抗,包括行为层面的和象征性符号层面的,有其自身逻辑和意义,并影响着日常政治的运行。斯科特的研究堪称农民研究史上的一个拐点,对当今农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图形符号的象征性及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图形符号是平面艺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设计者是借助联想和想像赋予图形以象征含义,使图形能准确、合理、巧妙、深刻地对主题进行述求,从而产生出具有原创性和个性化的设计作品。     

对环境刑法的象征性标签的质疑——与刘艳红教授等商榷

近年来环境刑事立法被视为象征性立法的典范。尽管有学者对我国象征性立法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但他们并未站在同一个层面来审视象征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变相转移了批判者的真实目的。产生象征性错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通过现代刑法应对风险时所普遍持有的纯粹法律工具主义的态度。无论从司法实践的效果还是立法层面的推测来看,环境刑法都不符合象征性的标签。"象征性立法"标签的错位套用,不但会造成环境刑法公共认同的缺失、限制环境犯罪的治理,而且会加深古典刑法与现代刑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正视环境法益保护范围扩大的现实需求,秉持生态中心的法益观。     

从“现实”到“现代”──二十五年的创作路

二十多年的创作,经历了多变的过程。从注重传统的现实主义描绘到汲取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从营造故事到追求小说深层的意蕴,从反映对现实的感触到刻意创造引人思索的新世界,从对人物的外部描写到着力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历程。     

作为象征意象的"上海"

"上海"在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作家本人的一个背景,也兼具一定的象征含义,相当于一个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上海在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中具有三重象征含义欲望之城和悲恸之地,母体和精神家园,苦海和繁华梦.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为维护退休金权益所展开的十年抗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勒国家在劳动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僚场域。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论中国古典意象的美学意蕴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和深刻的美学内涵,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更嬗积淀而形成的。就其审美特征来说,它具有主体性、象征性、多义性、承袭性,意象的审美意义具有多层次性。意象所蕴涵的审美形态有含蓄美、朦胧美、自然美、新奇美等。     

带刺的玫瑰——论余华小说的寓言性特征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余华以其特殊的审美视角和写作风格给文坛带来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他的小说不以故事的曲折见长,而是以内蕴的丰厚别具一格。他的小说运用了寓言以此喻彼的思维模式和夸张、讽喻、变形、荒诞等寓言的写作手法,才使其能在先锋派诸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读者中也是好评如潮。从寓言化的角度来观照余华的小说创作,分析他的小说与寓言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为突破口,找到一个新的理解余华小说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