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文化诗学探论

钱穆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学者,虽以史学成就著称于世,但其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蕴与精义,其阐释和分析,显示了绵长修远的诗学精神.在文学之根、和合之美、人生诗化等方面,钱穆汲取古代文化的母乳,在此基础上丰富现代文论言说的底蕴,学术目标变得具有理性的可感性和可握性,其充满历史意识与诗心情趣的文学观念,彰显了一种有根的中国诗学.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梁启超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

回顾20世纪的清学研究．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而梁启超与钱穆分别撰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是第一个阶段开拓性的代表。二人分别从相异的角度开启清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梁是一落笔就从“反理学”入手．把清学的重点放在经学，所以其三百年学术史花了许多篇章论述“清学”在“经学”上的伟大成绩，也花了许多工夫介绍清代的反理学大家。钱则十分看重清学和理学的延续关系，主张欲厘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得从宋学入手。所以钱书对思想概念多作阐释，同时特别重视议政经世之论。     

梁启超、钱穆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钱穆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治清代学术史的"双璧",长期以来,学界一直热衷于对二著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较为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并且学者在对二著进行比较研究时也存在着许多认识的误区和盲点.所以在对梁、钱二著进行比较研究时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即1.二著的可比性原则问题;2.二著体裁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写作的影响问题;3.二著的时代局限性问题.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清代学术史是钱穆、张舜徽先生一块可见彼此异彩纷呈的重要研究领域。钱穆注重清儒宋学精神,张舜徽则欣赏清儒汉学工夫。在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及其评价时,钱、张二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其实正是两人各自治学旨趣的一种透露。     

梁启超、钱穆同名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旨对比

梁书力主"反动"说,推崇汉学之科学考证精神并于宏观中把握清代学术之概要,着力构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创作规范。钱书着眼于"传承",善于从师承关系上周详地分析清代学术之特色并着力推崇宋学经世精神,带有明显的思想史色彩。在新旧学术演变考察中,作为启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善于从外部环境着眼突出新思潮之质变;作为史学家的钱穆则善于从学术自身传承中考察新学术之发展。于传统文化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力量方面则两书相通。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