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新阶段

随着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场以网络化、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人类社会已迈进了一个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时代。信息传输的网络化、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正以崭新的面貌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和工作学习方式。与之相适应，高校教学资源工作也开始步入一个数字化建设的新阶段。本文结合我校教育技术中心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实践，阐述一些观点和认识，以期与同行交流。     

卢卡奇与他的中国印象

卢卡奇的中国印象,零星辐射中国的政治、革命、戏剧、舞蹈艺术、天文学等诸多方面。文化发展层面上,其对中国的印象明显带有落后与禁欲主义的符号印记,社会变革层面上,又流露出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往之情。出于解决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需要,卢卡奇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往往局限于其革命理想产生的驱动力,其印象中的中国文化,更多的归属甚至等同于对东方的整体想象。其对与中国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中,则明显存在欧洲优于亚洲、西方优于东方的认知倾向。     

试析戴季陶的演讲稿《孙中山与台湾》

20世纪20年代,台湾先进青年深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解救被日本殖民者奴役的台湾,因此,他们纷纷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1926年12月,在祖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广东的台湾青年学生在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为了更好声援台湾人民反日斗争,1927年2月5日,戴季陶应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之邀,在黄埔军校作了名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该演讲使台湾学生进一步了解到,孙中山在临终之际,不仅关心台湾同胞及其革命事业,而且还高瞻远瞩,放眼东方和全世界,把台湾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出了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的建议,进而为台湾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马栏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研究

马栏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式的不断壮大,为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党组织通过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推进师范学校教育、举办干部培训班等途径,对干部开展了有效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形成了红色“马栏精神”,也为全国红色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优良的干部队伍。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思维革命

与其他哲学学科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开拓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这种集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的思维方式,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其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使马克思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苑囿,从抽象空洞的思辨哲学走向回归现实世界的人本哲学,使立足于实践根基的马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最终实现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涵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等要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中国实际,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常的发展轨道,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迷途和失误。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     

村庄革命的“内生性”及其限度——试论孙犁的《村歌》

《村歌》是孙犁根据1947—1948年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本文通过对《村歌》的文本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孙犁试图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记录、反映并想象和建构革命的现实与远景。区别于同一时期大部分的土改小说,孙犁在《村歌》中并未着力呈现政策对现实的引导或两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张岗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被叙述为政策引导下村庄内生的革命潜能的引爆,土改中遇到的阻碍大多通过村庄中人半自发的组织、互助和话语创新得到解决。这一构造内含着孙犁对革命路径的想象,即革命不仅意味着对村庄的颠覆和改造,更存在着从乡村传统和日常人伦中生发出来的可能。但同时,在小说中,激荡的革命情绪最终仍然被回收为双眉个人情感的高扬,却也症候式地呈现了这一革命想象与现实的龃龉,和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