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发行周期波动的Markov三区制转换模型研究

 本文将传统的IPO周期市场“热销”和“冷发”两种状态拓展为“热销”、“冷发”和“过渡”三种状态,并结合稳健性考虑和我国IPO市场实际对测度IPO周期的变量进行了改进,构造了一套新的包含IPO数量、抑价、市场条件、政府调控四类共十种代理变量的指标体系,然后将变量分别应用三区制Markov区制转换模型进行回归并通过滤波迭代法得到滤波概率和平滑概率,继而得出每组变量对应的IPO周期,最后通过综合对比获得了我国A股市场1994年1月至2012年6月的IPO周期划分结果。结果显示我国IPO发行周期波动存在“热销”、“冷发”和“过渡”三种状态,并刻画了IPO周期与IPO数量、抑价、市场条件、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研究丰富了IPO周期理论,并有助于IPO发行的有效决策。     

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

朱元璋“抑商说” ,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 ,“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 ,既抑商又通商 ,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这种商业政策是对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反映 ,是宋元明历史发展的产物     

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

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     

从主题偏离到讽刺艺术——论我国古代先扬后抑讽刺手法的发展

主题偏离指作品在叙事或抒情时违背最初创作宗旨的情况,这一问题在我国古代屡见不鲜。《诗经》作品自然、原始的抒情状态往往使诗作包含多种情感,缺乏统一的组织。汉代的体物大赋在追求巨丽之美的同时,为了作品的政治意义,往往出现文章在结尾背离主题的“劝百讽一”问题,最终在铺陈形式和讽喻内容的挤压之下产生了蔡邕《述行赋》这样近似“先扬后抑”形式的讽刺作品。唐代诗人李白能够将一首诗作中表露的多种情感组合在统一的风格下,在杜绝主题偏离问题的同时实现了情感的自由表达,而随着抑扬情绪的变化,偶尔会出现具有“先扬后抑”效果的讽刺作品。这类作品最终在白居易的继承下,成为“卒章显其志”的标准“先扬后抑”讽刺模式。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

北宋建立后,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政权不断更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使国家趋于稳定之法,既不依靠杀功臣,也不依靠大肆镇压,而是吸取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进行制度革新。宋太祖首先为赵宋政权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前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北宋制度革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彻底结束了武人政治,保证了宋政权的长治久安;二是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和稳定;三是开创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赵宋政权;四是有助于两宋学术思想的繁荣,以民为本的儒家仁政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北宋的许多制度革新还存在着一些副作用。     

中小企业如何选择在不同股票市场上IPO的比较研究——来自中国内地和美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文章选取了2006年至2007年在中关两地上市的同行业中国中小企业的数据,并检验了这两对样本在IPO抑价、发行费率以及波动率三个方面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中美两地IPO抑价现象均存在并且差异显著,其中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IPO抑价程度要明显低于同行业在国内上市的企业.(2)在IPO发行费率方面,国内上市的中小企业相比在美国上市的同行业企业所需支付的发行费更低,但由于近些年国内中小板、创业板IPO的发行费用大幅上涨,这种差异有逐渐变小的趋势.(3)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上市后的波动率要显著高于同行业国内上市企业,这不仅说明美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更好并且交易更为活跃,同时也说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更高.     

IPO盈余管理:企业需要向事务所支付更多吗?

本文以2004至2007年中国证券市场A股IPO企业为研究样本,对IPO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盈余管理(包括盈余管理的方向与幅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进行了探索,重点考察了盈余管理方向、盈余管理幅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针对本文考察的样本,虽然IPO盈余管理会增加其支付的审计费用,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基于随机边界定价模型的新股短期收益研究

应用随机边界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新股市场发行定价与新股上市后的市场定价是否存 在定价过高或过低的现象. 研究发现中国新股发行定价不存在类似于国外市场发现的随机上 边界,相反从新股发行定价的统计分布上却可以得出存在着显著的下边界的现象;并且研究发 现这种偏离程度对后市回报有一定的解释力;同时发现了新股上市后市场定价同样存在显著 的下边界,显示有部分新股上市后被市场高估.     

券商声誉、 制度环境与IPO公司盈余管理

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高声誉券商会抑制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本文以2001-2011年处于中国制度环境下的IPO公司为样本,重新考察了券商声誉与IPO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券商声誉越高,其所承销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就越高,但券商声誉与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只有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地区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声誉券商纵容或协助IPO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动因在于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尽管高声誉券商确实能够降低IPO公司的抑价率,但这是通过提高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途径来实现的.本文的结论表明,要使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券商声誉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大力提高券商机会主义行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