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的形式比较

时调是韩国古代代表性的母语短诗,过去学术界也曾经注意比较过时调与绝句的形式,但更注重比较时调与韩国本土母语诗歌的形式。不过事实证明,在形式上与时调最近的是中国古代六句体诗(三韵)。这种形式的相似性在理论上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六句体诗的形式因素。     

毛泽东的文艺观及诗词创作

毛泽东的文艺观是对马克思、列宁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认为文艺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阶级性,并为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服务;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就是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诗人,他在诗词创作中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文艺观,并以此实践了其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主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人民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精神上的需要就多样化了,艺术上的需求也随之多样化,势必出现纯粹娱乐性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很难以政治标准来评价其高下优劣。因此,毛泽东的文艺观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嵇康六言诗简论

本文结合嵇康的其它诗文及相关材料对其六言十首进行了梳理,认为以贤人君子理想为核心,这十首六言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在浓缩了嵇康的社会与人生理想的同时,也浓缩了其诗文的基本主题。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姜夔与陆龟蒙诗歌师承关系辨析

南宋姜夔的诗歌向被认为是初学江西诗派黄庭坚,后学晚唐诗人陆电蒙。但此说由于证据不足值得质疑,首先姜夔的《自述》、《自序》、《诗说》均未言及学陆龟蒙诗,至于其同期好友杨万里赞其“甚似陆天随”只是杨个人的好恶;其次,姜夔是以“自然高妙”的诗歌理论和审美理想支撑其后期诗风的;再次,姜夔称道陆龟蒙或与陆诗风格相近主要是他们间相同的品格和相近的人生经历所致,这是与当时的时代风气、地理环境、人格精神等因素分不开的。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婚姻考论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既与宰辅大族联姻,也选择有发展前景的新进士为婿或姻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政治集团,藉此长期维持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并对北宋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村庄革命的“内生性”及其限度——试论孙犁的《村歌》

《村歌》是孙犁根据1947—1948年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本文通过对《村歌》的文本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孙犁试图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记录、反映并想象和建构革命的现实与远景。区别于同一时期大部分的土改小说,孙犁在《村歌》中并未着力呈现政策对现实的引导或两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张岗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被叙述为政策引导下村庄内生的革命潜能的引爆,土改中遇到的阻碍大多通过村庄中人半自发的组织、互助和话语创新得到解决。这一构造内含着孙犁对革命路径的想象,即革命不仅意味着对村庄的颠覆和改造,更存在着从乡村传统和日常人伦中生发出来的可能。但同时,在小说中,激荡的革命情绪最终仍然被回收为双眉个人情感的高扬,却也症候式地呈现了这一革命想象与现实的龃龉,和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