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沉重的翅膀》译者主体性研究

改写理论视角下,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通过分析葛浩文翻译的《沉重的翅膀》在以上三种因素制约下对原文的改写,总结出葛浩文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特点,进而发掘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改写理论视角下可操作的维度。     

邓小平理论实现创新的学理分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答"中国问题",创造新理论。1978—1992年中国曾两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困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地对待理论,善于总结实践经验。     

洛香村互助性侗族习惯法规范与刑法冲突问题调查与思考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洛香镇的洛香村位于贵州侗族最核心的聚居区域,当地侗族习惯法内容包含有互助性规范,即村寨内的所有成员都有维护村寨公共利益的义务,村寨内任何成员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所有成员都有帮助的义务。一些触犯刑法的群体性事件源自于侗族习惯法中的互助性规范内容。不与国家法严重冲突的互助性习惯法规范有其存在的价值。     

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大歌田野调查与研究

对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情歌音乐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多种形式举例分析了侗族大歌的音乐特征,并指出侗族大歌音乐文化作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应促进侗族大歌音乐从田野走向社会,进一步提高音乐文化的研究层次,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水族“霞节”祭祀活动中民俗音乐的功能探析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扬拱地区"霞节"祭祀活动,根据时间、地点的转换分出不同的祭祀场景,这些场景都成为水族音乐文化的展演场所,有多种曲式的民乐和民歌贯穿于仪式的始终。这些音乐既发挥着宗教功能,又发挥着世俗功能,音乐的神圣性、娱乐性和社会性等均得到充分的体现。     

国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综述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学术吸引力不仅限于国内学界,国外的一些学者对其也颇感兴趣。文章对国外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况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评析了这类研究存在的独特意义。     

论贵州侗族服饰中的审美民族性

贵州侗族服饰就是一个独特的隐喻体系,它是通过服饰的三大核心部位来完成对其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及意识的隐喻:衣服的款式和颜色宛如一颗杉树,隐喻的是民族精神的本源,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观念的表达;发式宛如土堆,隐喻的是始祖居所,是"萨"崇拜信仰的形式表达;头花宛如新生命,隐喻的是情爱和生殖力,是自由、快乐追求的表达,是柔性美文化的体现。贵州侗族服饰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隐喻,表现了该民族最纯真的艺术意志和审美精神。     

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与诠释均以意义问题为核心,是融合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有机整体.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翻译与诠释领域出现了“过度翻译”与“过度诠释”的现象.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文本意义为中心,分析诠释过程中“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三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这一思想给予翻译研究重要启示.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应以“作品意图”来限制译者诠释的限度,综合考量翻译内外各项主客观因素,避免“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     

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研究述评

阐述随迁子女的概念,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个体差异,指出已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对未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