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生异貌”母题的“红色经典”化

针对“红色经典”对英雄塑造脸谱化模式的研究仍停留在＂下结论＂表层这一不足问题上,研究并揭示出“红色经典”英雄塑造的脸谱化问题并不是“红色经典”所独有的,而是中国传统小说英雄叙事的一个特征,只是“红色经典”将其更极端化了。“红色经典”继承并改写了中国传统小说“感生异貌”的英雄母题,是其脸谱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先秦诸子文本的经传结构及其文体培育功能

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并且为经作传之风盛行.<墨子>、<文子>、<管子>、<韩非子>均有以经传结构出现的篇目,在文本形态上各具特征.先泰诸子经传结构的文本形态,对于格言警句体、说体、专论体作品均有培育功能,甚至在连珠体和骈体赋的用典中,也可以见到先秦诸子经传结构文本形态的痕迹.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大学》教人之法的常践价值

<大学>的思想主旨是"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注释<大学>中提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的纲领条目为华夏民族成员怎样做人成人设置了可行的三级路径,即一是成人的远级境界;二是成人的个体资质培养;三是成人的社会责任践履.<大学>的思想精神昭示出历史与现时代相统一的指导意义,满载着教人之法的常践价值.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