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学的太平洋视域(二)

本文认为鲲化为鹏、海外有山、海外有国以至天外有天的故事,之所以受到部分战国文化巨人的倾情关注,既和当时各国君主崇尚巨美的文化风潮有关,也和一批文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对海天之外的未知领域进行浪漫猜想有关,更和大批文化人士乐于接受随着中西交通而涌进的远方信息有关,甚至还可能和濒海民族尤其是流放远海的越国罪人的航海经历有关。     

当下文学消费时尚化的四个特征

文学消费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消费，当人们以时尚的方式来对待文学的阅读或欣赏时，文学消费的时尚化就会日渐其隆，而且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文学消费主体日趋“小资”化、低龄化；消费对象日趋偶像化、明星化；消费方式日趋视听化、影像化；消费目的日趋娱乐化、消闲化。对当下文学消费的时尚化现象，我们不应给予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应以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进行积极引导。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返乡”原因初探

故乡是大江健三郎在几十年文学生涯中不断书写的对象.故乡是想象力的源泉,是自卑情结的宿命之地,是大江打开文学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再论《夏天》的艺术主题

《夏天》是哥特小说 ,其主题是惧怕异性。女主人公对养父罗约尔是恐惧其性威胁 ,对情人卢歇尔斯是害怕失去他或是被他遗弃。小说的价值之一就是伊迪斯·沃顿开创了哥特小说的新领域─—对异性的恐惧     

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点滴哲学思考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优秀作家。他以农民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对这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予以深情的关注,开创了乡土气息浓郁的“山药蛋派”;他求真求实求是,使摹写与创造有机结合,就革命文艺怎样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作出可贵的探索;他先做人而后作文,以公正无私、仗义执言的人格魅力,被农民朋友深深怀念。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观

日本的文学思潮观形成于对欧洲文学思潮的译介,厨川白村最早进行欧洲文学思潮史的系统研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潮观,成了后来日、中研究者仿效的主要范例。受厨川白村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以及文学研究会均受到日本影响。中国的艺术思潮研究走了一条与日本近似而且联系紧密的道路,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介。     

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学传承与角色变迁

报纸副刊是文学与传媒结合的产物,兼具了文学与传媒的双重特点.台湾<联合报>副刊继承与发扬中国报纸副刊"名家办刊"与"文学摇篮"这两大文学传统,在传播的空间构建想像的文学社群,用传播的方式培育时代的文学新锐,并在50年风云变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文学的伊甸园",到"启蒙的前沿阵地",再到"精致的文学堡垒".其主编从"文学的园丁",到"媒体英雄",再到"新文学的守门人".<联合报>副刊不仅折射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也为世人留下了文学与传媒互动关系的经典个案.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理查兹的作者心理经验论

理查兹(1893—1981)是本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本文旨在考查他的作者心理经验论。理查兹倡导了后来美国的新批评派所极力推崇的“细读”式批评。他认为作品只不过是读者进入作者心灵的窗口。由于读者文学水准的高低不一,所以,读者的看法不能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理查兹把作者的心理经验看成是衡量读者“期待视野”的标尺。理查兹对绝对标准的关注,使其理论带有明显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色彩;同时他对心理因素的兴趣也使他的理论具有人文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