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思维

非理性思维是人的个体心性、精神结构的固有形式 ,是与理性思维同时共存的。非理性思维是文学创造性思维的主导型思维形式 ,其特点与文学创作的感悟性、体验性品格相契合 ,主要表现为感性思维、灵感思维和潜感觉思维。     

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美学倾向

流变轨还纵观数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史,尚未出现如同欧洲文学那样典型的浪漫主义时代,虽然这期间也不乏屈原、李白这样举世闻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从理论形态来看却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直到近代,梁启超才从流派的角度提出“理想派”(即浪漫派)和“写实派”这两个概念,然而他并没有从美学思潮和方法论的高度对“理想派”作出明确解释。有意识地在近代选择并传播具有现代美学特征浪漫主义思潮的应该从鲁迅谈起。尽管从主观动机来考察,鲁迅译介域外浪漫主义美学思潮是为了救     

现代化与鲁迅批孔

在鲁迅研究中,近几年有种说法,似乎鲁迅终其一生批的不是“真孔”而是“假孔”;甚至有的学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所蕴含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开始怀疑。鲁迅终其一生是批孔的,即使所批的是历代权势者捧起来的孔子,也与“真孔”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已被史实所证明。我感兴趣的倒是应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探讨鲁迅终其一生批孔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深刻联系。     

新文学史研究：选择式收敛思维的优势

新文学史研究：选择式收敛思维的优势朱德发文学史研究的展开与深化，主体惯用的基本思维方式乃收敛型思维与发散型思维。后者且不论，收敛型思维（又名辐集思维）是从若干不同或相同的信息源中引出见识或导出结论的一种思维方式。库恩对收敛型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功能优势...     

一个“女性绕着男性转”的原型模式——从《雷雨》婚恋关系谈起

<正> 原型批评说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为思维基础。作家在创作中无不受到超个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与影响,往往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叙述同样的故事和描写同样的主题,使各民族文学系统中经常出现具有普遍意味的原型和循环演变的程式。这种文学创作中的原型含义和力量比个人的心理经验更丰富更深刻更强大,能在接受主体的心灵器上激起全人类的声音,产生巨大而久远的艺术感染力。这里借用“原型”理论所闸释的“女性绕着男性转”的婚恋模式,不一定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现象,也不一定是各国文学进程中出现的带有共同性的“原型”;然而这种“原型”在中国汉民族文学中却带有普遍性,它是潜藏在婚恋结构中更深的一种性爱文化模式。1.《雷雨》最能展示人性深度、最能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主要不是源于血缘关系而是深微复杂的两性关系。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论文学与艺术》211页),曹禺深切地体验了由两性关系不断调整或变奏所构成的悲喜交织的人生,转化为戏剧艺术后才使他“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一种     

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辨析

朱德发从人类视野探讨了集体英雄与个体英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精神意识深层开掘了集体英雄和个体英雄的灵魂构成,认为英雄既有个性主义意识又有集体主义思想,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王寰鹏认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英雄主义既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又体现了人性的本能,歌颂英雄主义和反思历史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同时存在的价值追求。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时“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李钧从英雄性格入手,比较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天下荒年》这两篇小说的英雄观及其文化哲学的差异。张伟忠通过对《人间正道》和《抉择》中的改革英雄形象的艺术分析,认为他们身上既有对传统君子型英雄人格优秀品质的继承,也有对当代改革英雄品质的发扬光大。改革英雄的人格结构并不全是现代性的,其中还有权威人格和长官意志等传统人格负面因素的残留。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试论茅盾文学思想的新旧认知结构

新旧二元对立认知结构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模式之一。然而茅盾文学思想的新旧认知结构却具有独特性、辩证性和科学性,他认为新旧文学在性质不在形式,评判文学性质的价值坐标是真善美和谐统一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或旧。建构新文学既要提出旧文学的特质又要提出洋文学的特质,只有以真善美为价值尺度对中外古今文学进行系统研究方能为新文学缔造提供丰富的美学资源。中国现代新旧派小说的评价与创作也要持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观。茅盾在文学上的新旧认知结构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批评和创造仍有启迪意义与实践价值。     

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国文化或文学传统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文学传统,其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然而,在当下"国学热"中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忧思的症候:读经复古,诋毁或否定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便是其中显著的两种。应该以科学态度对这两种症候进行深度剖析,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反传统"给出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论茅盾前期对文学与人关系的思考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伟大的文学家总是在探讨人的地位和价值的过程中寻找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从文学与人关系这个特定角度来考察,西欧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其主导倾向是“非人的文学”.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发现”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这在人类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辟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变迁史上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伴随着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现代文艺思潮的澎湃腾涌,周作人第一次在中国文坛上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念,鲁迅首先创造了以《狂人日记》为标志的人的文学.周氏兄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绩建构起一个全新的“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同中国封建性的“非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了整体性的对立.茅盾在《关于创作》一文中对五四文学革命作了这样的概括:“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