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COVID-19疫情期间比特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主要资产的关系研究

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给国际金融行业带来了一场危机.由于对比特币关注度的提高及中国金融市场主要资产的不断发展,比特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主要资产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也在扩大.因此本文拟研究COVID-19疫情期间比特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主要资产的相互作用,进而了解风险的作用机理.本文首先使用含有与疫情相关的虚拟变量的三个GARCH族模型,对比特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主要资产之间是否存在杠杆效应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GJR-GARCH-t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意味着市场间存在杠杆效应.之后,通过计算VaR、CVaR和信息冲击曲线,对比特币与中国金融市场主要资产的风险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基于Cornish-Fisher法计算的VaR和CVaR值对比特币风险的估计更合理;比特币在市场处于危机时风险会急剧加大,比特币的波动性对大部分资产的利空消息比利好消息更为敏感,因此需要合理配置资产来规避风险.     

绩效比较: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制绩效的比较结果与其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比较中优势更多就意味着合法性更强.这种比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对程序正义的观察逐渐模糊,人们更多地会从结果正义的角度进行评价.政制绩效比较往往会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展开,其评判要素则包括了性质上的对日常事务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以及层级上的对高层和基层的绩效水平的考察.另外,为更贴近现实,舆论宣传导向和公共教育的影响必须纳入考量.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

对于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思维特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需要我们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并相信存在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逻辑。而具有从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关联，抱有追问因果的纯粹目标，援引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区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并运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这些思维特征限定着我们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知识的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建设目标的系统概括,在指引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制度建设及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质内容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可为考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赋予有益视角。高质量发展由执政党和政府系统推进并以权力的规范运行为前提条件,包含维护权利行使和激发人民主体意识的价值诉求,旨在均衡分配利益资源和化解利益矛盾纠纷。在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巩固制度建设的人民导向、明确权责对等原则并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效衔接,结合高质量发展所处的复杂现实形势增进各部门的协同治理与方式创新,并在正确审视高质量发展持续性、过程性和结果性特征的基础上坚持渐进式改革和构建容错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