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生产力为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

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视为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即由生产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借助《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笔记》等文本可以看到，生产力并不是生产者直接使用劳动工具改造自然对象的物性结果，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过程中客观形成的综合能力与水平，无法被直观。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对人类主体如何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的现实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力哲学范畴，它是人类根据自身目的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和水平，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中而来，更是基于人与自然的有序性与历史性关系。     

机器化生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现实——《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研究

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通过对“机器和制造问题”的专题研究，生产方式问题的思考在机器化生产构序与制造构式的深入构境层面上被打开了，他对将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启用的物质生产概念，特别是工业生产中的机器化阶段的历史内涵，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在这里，马克思对经济学文献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义愤，而更多出一些冷静的客观观察。所以，经济学文献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会时时引起他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也必然会成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历史性参照。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中的“译者功能”分析

"译者功能"是叙事学对译者"可见度"的一种描述,是译者在译文叙事中的一种话语存在。本文从《邓小平时代》的译者冯克利身上所内化的"译者功能"表现入手,分析了四种典型的"译者功能"叙事建构模式,以期为海外汉学著作翻译中叙事权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人化自然背景下自然的目的性新论

自然有没有目的性，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自然的目的性是否具有层次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形态的自然及其目的性，等等。这个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回答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机械论和传统唯物主义是否定自然的目的性的，西方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往往形成自然与社会、物质和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二元因素的对立。而儒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明确主张，或从现代现象学可以推断出，自然界不但存在着目的性、主体性，而且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性，如马克思强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而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墨家所说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兼爱”。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按照从高到低的价值顺序，微生物、植物、普通动物、人，都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价值的生命体。在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上，它们是平等的，都是爱和尊重的对象，而在现实性上，它们对人的价值是不同的，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应该是不同的，即是有差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