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2015年4月20日，弘道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民本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对话，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三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儒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新生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展开了一场跨学科、多视角的精彩对话。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汇的现代解读

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将我国国情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思想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可体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邹鲁文化:演变、传播与再生

邹鲁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春秋古国史研究为基础。学界首先把"邹鲁文化"作为具有先秦儒学特色的区域文化概念来讨论,随后又将其视为孔孟正统儒学的代名词,并对这一概念不断回溯,邹鲁文化也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脉络清晰、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近年来,随着邹鲁故地的文化复兴,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的传播与再生,民俗、非遗、礼乐和教育都成为具体的表征问题。邹鲁文化研究应当突破区域化和单一学科的束缚,从研究材料上重视地方性文本、从研究方法上寻求跨学科的突破、从研究问题上贴近当代社会现象。     

牟宗三先生哲学之贡献与朱子思想新诠

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儒道佛三教哲学的诠释，及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消化给出了中西哲学会通的途径，贡献是非常大的。除了遵从牟先生的研究，对以上有关的哲学见解作进一步深化诠释之外，我也试图对牟先生在宋明理学中的诠释做出反省，在对朱子学义理型态的衡定上，我参考了韩国朝鲜朝主理与主气两系对朱子学的理解，又借用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的人性中自然的辩证的问题，来为伊川与朱子的格物穷理的理论给出一些新的诠释，试图证成朱子学也可以是成德之教中一套可行的工夫理论。     

叔孙通制礼再评析——以与同时期儒生的联合考察为中心

《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涉及的儒者群体主要有博士诸儒生、叔孙通之弟子及鲁生。他们在汉初儒学不受重视、武功之臣当用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不愿妥协于现实政治和官场的人群,成为了秉持先秦儒家传统的、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亦即"纯儒";为谋官职、利益而投身政治、迎合政治需求的人群,便成为官僚化、利禄化的儒生。叔孙通由于深受齐鲁文化滋养,其儒学素养、功底、基础都是十分扎实的,其儒者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其以仕宦原则事汉,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而其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初社会历史现实与文献典籍的缺失造成的。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儒学在南诏国的传播过程及方式论析

儒学在南诏的传播过程依次经历了:细奴逻归附唐朝至天宝战争爆发阶段的初步传播;天宝战争之后至苍山立盟阶段的全面深入传播;苍山立盟至蒙世隆反唐阶段的规模化系统传播;最后是蒙世隆继位后至南诏灭国阶段的常态化与普及化传播。在南唐政权往来关系中首先把儒家礼乐典制等传入南诏统治阶级上层,唐朝儒士对南诏贵族子弟的规范化教育把儒学传播推向全面深入,汉人南迁中的文化交流与南诏后期阿吒力教的"儒释"传教也是儒学在南诏传播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