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最先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并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著作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先生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法律史。他认为,法律制度的研究牵涉到社会文化史的基本问题,但以往     

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

以聚居在沙村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从空间视角出发,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以及外来流动人口(外来租户)与本地居民(本地租房户)在共居空间内的持续互动,使得这一"聚居—混居"的空间格局,成为外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在与本地房东混居的过程中,沙村流动人口的集体身份,也通过两者间的日常互动交往,通过各自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再建构,经历了一个由"外来人"向"客居人"转变的符号转型过程。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在当前婚龄持续推迟和婚龄差扩大的背景下,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描述了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并研究了婚龄和夫妻年龄匹配情况同个体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在正常婚配年龄结婚的夫妻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影响则不显著;与正常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夫妻婚龄差范围为-1～4岁)相比,男性大于女性4岁以上会显著降低妻子的主观幸福感、对丈夫的精神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成熟度和性别角色理论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初步解释,并讨论了在婚姻模式变迁中该结果的社会意义。     

植物/文化:《物与人》《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序文二则

<正>一、《物与人——安溪铁观音人文状况调查与研讨实录》~([1])序2013年7月至2014年5月之间,在我的田野之路上,安溪再次成为一个停靠站(我曾于1991—1995年之间在安溪停留多时)。两个时间点,一个是我带几位学徒去这个铁观音原乡实地考察的环节,一个是我配合地方政府组织围绕着茶的人文学国际研讨活动的环节,二     

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基于家庭支持的视角

文章运用2002年至2014年五期"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因素追踪调查"(CLHLS)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晚年丧偶和孤独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家庭支持在老年人的丧偶和孤独感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文章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清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从而降低模型估计的遗漏变量偏误。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对于老年男性还是老年女性,丧偶都会显著提高其孤独感水平,丧偶对于年纪更轻的老年人具有更严重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会相应减弱。第二,在丧偶之后,再婚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再婚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显著低于近期丧偶和长期丧偶的老年人,而与初婚老年人相比没有显著差异。第三,与子女、孙辈同住有利于抑制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从长期来看,"三代同堂"的居住格局最有利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第四,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提高近期丧偶老年女性的孤独感水平,而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丧偶老年人孤独感的作用不显著。文章揭示了重建和改善家庭支持对于保护丧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重要意义,指出再婚、与子女同住和减少子女的"啃老"行为等可能有助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     

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

<正>时间:2015年11月2日地点: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大费孝通中心)240会议室王铭铭:感谢各位来参加这次研讨座谈会,请在座几位老师围绕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谈谈各自的看法。另外,今天是费老的生日,是他诞辰105周年,我们开这样一个会,也可以算是一种纪念。好些年前,我和硕士研究生张瑞将费老的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整理出来,在《社会人类学与比较文明研究通讯》第一期刊登。     

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吴文藻结合人文区位学与民族志的相关论述,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社区研究方法论。在本文中,作者借个人的一个既有研究案例说明这一方法论的内涵,并提出,要同时关照吴文藻所述的社区整体性与局部性,便应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之外。延伸有关文化的物质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论述,作者指出,作为一个"更大世界"的社区,除了是社会共同体之外,还包含超出社区边界并与之形成不同形式的关联性的半自然和自然世界、"精神世界",及通过研究宇宙观与现实社会之间关系可以认识到的"抽象世界"。此外,作者还质疑了大小传统理论。     

维吾尔“民考汉”在校大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基于个案访谈的分析

为理解"民考汉"在校大学生行动的内在意义,笔者选取了10名维吾尔在校大学生(其中6名是"内高班"毕业生)进行深度访谈,展示了他们对语言、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历史以及对自身和维吾尔族前途的期待等四个方面的认知,发现:1)该十名访谈对象对其母语具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同时对其他语言也持开放态度;2)该群体为典型的文化穆斯林,"重信仰,轻行为",同时他们对新疆当前的宗教治理实践有各自心理反映;3)对维吾尔族历史的认识呈现一定的分化,其对官方历史的态度更需引起注意;4)大多数人对其自身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文中最后讨论了"知识分子亚社会"实现的可能途径。     

松潘、巴塘、中甸——记三个西部城镇的研究

<正>2014年以来,几位青年一代人类学研究者在本文作者之一(王铭铭)的组织下,形成了一个课题组,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以"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格局变迁"为主题,对"藏彝走廊"多个城镇进行了历史—人文区位学考察。"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广为学界所知的区域性学术概念,(1)主要指今日甘青、四川、云南、西藏几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及由这些区域构成的文化通道。(2)作为"中间圈"(3),历史上经过"藏彝走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