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同原则的限制性规则

美国联邦法院自20世纪末开始在专利案件中适用的权利要求妨害原则，植根于等同侵权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初衷是对等同原则的适用进行进一步限制，强调技术特征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限定作用。通过对美国联邦法院多个案例的分析，梳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的起源、定义、功能，归纳了权利要求妨害原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适用。该原则在定义上难以自洽，在适用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逻辑，结果缺乏可预期性，发挥的功能不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而是彻底否定。权利要求妨害原则的中国法移植会打破字面侵权原则和等同原则共同构建的平衡，影响专利体系的安定性，使得专利侵权判定与字面侵权等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亦不能服务于中国专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目标。     

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构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多元分析框架,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干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理位置特征等维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高高—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略高于北疆地区,而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带动效应要优于南疆地区;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促进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却会抑制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政府财政干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利于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法律漏洞的司法识别

实证研究表明,法律漏洞因具有流动性而存在模糊空间,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法律漏洞的有无存在很大争议.法律漏洞识别的准确与否直接关乎判决结果的正误,必须给予认真对待.归纳并设定法律漏洞识别的程序与标准,依托程序理性实现漏洞评判形式上的统一,成为解决此难题的现实路径.通常情况下,如果待决案件中原告诉求的利益,法律应当给予但实际上未给予或未给予妥当的保护,此时,如果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仍然无法修复法律欠缺或以规范冲突选择规则无法进行选用,则应当认定法律出现漏洞.规则悖反漏洞较为特殊,因为法律对待决利益给予了保护,其自形式上并不存在漏洞,只是规则在待决案件适用中出现了不正义的结论而可能失去被遵守的价值,此时,则应依照拉德布鲁赫公式确定结论违反正义是否达"不可容忍的程度",以判断是否出现规则悖反漏洞.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及应对逆全球化与贸易战风险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支撑"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样本性实验,更是"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亦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规划纲要科学合理,细致入微,对大湾区的发展主题、城市分工、制度创新、技术突破及融合发展提出了层次分明、有机协调的规划安排。规划纲要回应和回答了中国如何坚定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及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大湾区战略全面推进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其基本目标是将大湾区建构为一个"初级法律共同体",通过法治协调与创新推动湾区内资源与人员的充分自由流动以及不同制度元素的竞争性融合发展。大湾区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有望通过若干年的建设而成为"一带一路"的技术标准与制度合作模式来源地,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区,成为全世界瞩目、向往的创新中心与人文生活目的地。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京津冀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与结构特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文化创意产业在取得初步发展成果的同时,还依旧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走访采集区域居民文化消费数据,并进一步通过决策树算法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京津冀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结构特征,据此提出打造区域共同文化品牌、保障居民收入持续平稳增长、针对青少年文化消费市场创新营销模式、培养其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及文化创新能力等改进措施,从而优化推动京津冀文化消费市场协同发展的路径,打造互联互通、开放统一的区域文化消费市场,使区域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成为促进文化产品供给的市场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