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的现状研究和对策--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文章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个案 ,阐述了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现状、致困原因、特点以及目前民族院校对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的资助措施及存在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学生资助的政策建议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途径在于:对现有的扶贫方式予以创新;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引导贫困人口主动参与扶贫活动。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和谐社会视域中贫困大学生心理不和谐问题及调适策略

贫困大学生是高校内的特殊人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心理上的不和谐所引发的破坏力,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探究贫困大学生心理不和谐的原因,寻找相应的调适路径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桃花源里可耕田?--从一个瑶寨看扶贫与发展

贫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经济问题,许多扶贫措施也主要是采用经济手段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通过对一个背陇瑶村落50多年的社会变迁进行考察,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村民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作者更倾向于认为贫困是一种文化秩序的结果.扶贫工作在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把扶贫者的思想观念灌输给贫困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富人或者强权者的财富观强化了贫困人口的贫困感,双方以一种合谋的方式制造了一套关于贫困的文化秩序.     

贫困测度指标及其评价

一、引言一般来说,研究贫困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贫困的识别;二是贫困程度测定;三是反贫困效果判定以及相应的战略选择。贫困识别问题主要指贫困的基本范畴及贫困线的合理确定,关系到贫困集合的准确界定;贫困程度的测定主要指贫困指数的定义和计算,关系到贫困程度大小的判     

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

基于人力资本的理论，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定量分析的数据收集层次。中国贫困地区个案实证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身体健康水平、劳动技能水平与知识教育水平都与其家庭经济收益大小有着某种线性关系。因此，今后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导向应向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倾斜，这是贫困地区能否全面脱贫致富的关键。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