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人口压力、环境容量与贫困阴影──解决三大问题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

自然生态系统在人类干预下失去平衡,突破环境承载能力,陷于衰退之中,形成打击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迫使人类加速资源消耗以图生存,从而引发非持续的环境异化和人口素质低下。与此同时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穷人的产生,贫困的累积,都是无法回避的棘手难题。中国的人口压力主要集中地体现在贫困地区。如果说,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问题的挑战,对于西方国家表现为如何维持原有文明模式,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在建立一个新文明模式中走出困境。     

社会转型期我国城镇贫困问题及扶贫对策研究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形及农村贫困相比．处于转型期我国城镇贫困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人口不断增多．且来源广泛;二是企业职工及其家属成为主体;三是分布具有明显的行业和产业特征;四是人口年龄偏高且素质偏低。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失业和就业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三是农村富余劳力大量涌向城镇;四是物价涨幅过快;五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对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1．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扶贫帮困救助机制;3．理顺城镇个人收入分配关系;4．合理调控农民进城;5．完善劳动力市场,实施再就业工程。     

时政

《国务院工作规则》正式公布,中国存在“四农”问题,中国计划移民解决贫困问题,上海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庆领导上任将设“法律关”,湖北改革乡镇编制。     

从战略高度抓好山区建设——山区建设亟待加速

我国是个多山之国，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70%，山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山区经济发展是全国最为缓慢的地区。不少山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几百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由全国山区综合开发协调小组主办的首届中国山区乡镇发展论坛会上，与会专家就如何加快山区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各抒已见，探讨了新时期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行之路。本刊摘其精予以报道。     

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