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胜快:危机治理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防疫过程中,治理体系在初期应对不足,国家主导全面防疫后展现了制度优势。防控初期,造成地方应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复杂体系的反应短板、疫情防控的市场失灵、危急时刻的局部"超载"。中央主导防疫之后快速掌控局面,其间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主要有六大突出亮点:科层组织的战时重组、领导注意力的高度聚焦、基层社会的网络组织、集中统一的大国优势、城乡互补的战略纵深、官民合作的科技治理。最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整合资源的优势,经受住了严峻危机的考验,"以强胜快"是本次防疫中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重要经验。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也面临着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统筹医疗公共资源和探索基层组织网络模式等任务。     

青岛市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实证分析

采用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结合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以及人口城市化率四个指标对2012—2016年青岛市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实证分析,从而完成对青岛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青岛市工业发展水平处于向后工业化迈入阶段。据此对青岛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高新化和生态化发展;完善相关政策;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     

党内法规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培养出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法律人才是保障党内法规建设走向兴旺的基石。构筑党内法规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新时代各项经济任务的顺利完成、全面依法执政局面的形成和法治文化的生成。鉴于党内法规研究力量薄弱、人才培养师资匮乏的被动局面,党内法规人才培养模式之构筑需提高有关部门的思想认识,从学科建设、学历建设、科研助推、学术研讨等路径加强制度保障与畅通运行机制,契合法学学科与政治学学科共同的教学规律与研究现状方能成事。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促进全民健康，决胜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要求，蕴含着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社会资源共建共享为方法路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条件保证的丰富内涵。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对于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构建中国健康工作体系特别是指导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展现出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