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防治和应急法律体系的立法与运行的思考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现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相关法律法规在运行中暴露出组织领导、监测预警、信息公布、物资储备等方面的不足。文章通过对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立法现状的梳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暴露的不足,比较国外成熟法律和管理模式,从传染病防治和应急体制机制、传染病分级、监测系统与信息公开、应急储备系统、应急措施与公民权利保障等方面,提出完善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的建议。     

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探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的呈现日益显在化,教育舆情的类型日渐多元化,教育舆情的演化日趋复杂化;与此同时,教育舆情处置面临着教育舆情风险不确定性增大、教育舆情冲突破坏性加重、教育舆情危机化解难度升高等诸多新挑战。应该针对当前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舆情生成与演化各阶段的特点,做好教育舆情态势的识别与研判,抓好教育舆情风险的预警与防范。同时,明确教育舆情危机应对的责任主体及其处置权限;及时发声,回应社会关切,掌控舆情走向;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平息舆情危机;妥善做好相关善后事宜,防止舆情反复及次生舆情事件的发生。     

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治理机制的构建

由于错误的传统饮食观念的影响,许多人认为野生动物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甚至药用价值,这成为野生动物非法狩猎行为难以治理的原因。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件进行统计分析,针对非法狩猎罪中“明知”对象的法律规定模糊、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范围窄以及社区矫正的规制机能难以发挥等问题,应当通过建立非法狩猎工具的协同治理机制、扩大速裁程序的案件覆盖范围以及针对非法狩猎者建立公益劳动制度以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符号正义与公共行政 ——基于语言游戏的正义视角

公共行政是正义研究的重要领域。传统理论多采用罗尔斯、诺齐克和沃尔泽等人为正义提供的客观标准。但这些标准不仅在理论上相互冲突,而且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也常常会导致模棱两可的判断。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符号正义的观念,来指导当代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这种观念认为正义并不存在中立客观的标准,而是被群体共享的信念和实践所建构。研究者只有将正义置于特定语言游戏的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发生和运作。因为和正义相关的不同语言游戏之间只存在家族相似性,所以公共行政必须面对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符号正义的观念能够为这种公共行政问题的复杂性提供必不可少的分析框架。     

当代中国公共经济体制的功能目标及其构建原则

公共经济体制作为处理公共经济中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责任分工、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规则体系,其科学性高低,不仅对于公共经济生产力能否有效发挥、公共经济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整个公共经济体能否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还会对整个混合经济体的动力、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产生关键性作用。从公共经济学角度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质乃是公共经济管理的现代化,而公共经济体制的科学化是公共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因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完善的公共经济体制为根基。构建一整套系统完备的公共经济体制,更需要按照科学的功能目标和正确的指导原则加以统筹设计,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冠疫情的暴发作为一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青年思想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应青年的思想关切,并给予及时的引导。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五个基本着力点,即：以树立正确的灾难观为着力点,培养危机意识和担当精神;以倡导科学应对疫情为着力点,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以讲好中国抗疫经验为着力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为着力点,增强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以关注全球抗疫大局为着力点,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实施细则)》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经验及启示

公众有效参与立法活动能够促进立法的民主性,提高法律规则的可实施性。2018年12月,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实施细则)》公布于世。除具体条文外,另有详尽的公众参与制定该规则的全过程记录同时发布。通过对美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全阶段进行分析发现,其公众参与立法程序较为完善且公众参与性强。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现状,提出引入“立法预先公告”程序,扩大公众参与主体范围、增加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适当延长公众评议时间、完善公众评议反馈制度、进行充分的立法信息公开等具体建议,切实保证公众在参与立法过程中获得现实参与感,以促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助力。     

国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措施及启示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患者、医护工作者乃至普通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我国逐渐成熟的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在疫情期间取得成效,但同时也反映出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建设存在欠缺。文章介绍了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的机构设置、管理系统、治疗手段、信息沟通系统等干预措施,为加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