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二十年代感伤悲剧创作寻因

田汉的早期剧作较为普遍地笼罩有一种浓重的感伤情绪和悲情色彩。这一独特的艺术特色并不是游离于时代大潮之外的孤立存在,它既与时代的感伤情绪密切相关,也与剧作者本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审美选择有着内在的必然性的联系。它是清醒者的哀怨,奋斗者的感伤,思考者的忧患,愤激者的悲怆。     

论田汉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

田汉话剧的“中国化”特征:对民族生活的描摹,对民族精神的高扬,对民族意识的强化;紧跟时代前进的现代意识:对人的尊重,对民主的渴求。     

20世纪中国剧坛灿烂的双子星座 --郭沫若与田汉浪漫抒情剧比较

郭沫若与田汉是20世纪中国剧坛浪漫抒情剧的双子星座.他们的剧作在表现女性抗争,谱写文化名人赞歌,塑造宫庭女性形象方面存在着可比性.     

郭沫若田汉早期话剧思想价值比较

郭沫若和田汉同志,同属中国现代革命话剧的奠基者和佼佼者.他们各自创造的早期社会解放剧,虽然批判对象有所区别,歌颂对象有些差异,社会作用有异有同,但都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追求个人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精神.从他们的剧作主题中,人们可以看到易卜生戏剧的深刻影响.     

佐藤春夫与田汉的情感错位——有关中日文人交往的个案考察

日本近现代文人之中,像佐藤春夫这样从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文学关怀"发展到对同时代中国政治表示出特别关注、并创作出大量相关作品的文学家实属罕见.佐藤春夫除了对我国经典汉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之外,跟我国五四新文学家郁达夫、田汉、郭沫若、徐志摩、周作人、甚至包括文坛巨擘鲁迅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系.过去国内的研究由于资料匮乏,其实大多只涉及到郁达夫,而其他皆有待史料的发掘或考证.本文旨在澄清和揭示佐藤春夫与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卓越的剧坛领袖和国歌歌词作者田汉之间的关系.     

歌舞诸说与中国戏曲的近代探索

“歌舞说”是前人言说中国戏曲艺术特征的重要遗产。今日我们欲建设戏曲理论，势必要对这些遗产进行清理。“歌舞说”并不是一种蹈空的理论话语。它因应了近代西潮的冲击，并渗透进中国近代戏曲的方方面面：学术研究、艺术创造与演剧运动。通过对20世纪三种典范性“歌舞说”(“以歌舞演故事”、“无声不歌无动不舞”、“歌剧说”)及其语境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弄清中国戏曲在近代的生存状态与趋附。     

田汉译介思想初探：以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为中心

田汉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学界研究尚不多，其价值亟待发掘。该文以田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译介为文本分析的重点，梳理其《骑马下海的人们》中展现的以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主张翻译而不是翻案”的翻译思想，评介其《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中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绍介，探讨其译介活动的时代背景与个体选择。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述译介活动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寻求“审美”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却寻求“实用”的艺术功能，在“审美”与“实用”之间形成了推动现代中国早期戏剧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张力”。     

田汉创作《关汉卿》的潜在动因之我见

田汉创作<关汉卿>的潜在意识乃是塑造文人的伟岸形象,为知识分子立言,寄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人格情操、价值理念的肯定;也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信任、至诚相待的真情缺失性体验.因为田汉有关汉卿的"敢写"精神,才会写出这样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民众的话剧接受与田汉的创作转向

正是在流浪公演的过程中，田汉认识到民众在阶级斗争年代的现实需要和观剧期待，转而冷静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创作配合现实斗争的话剧作品。从首期公演的“民众之声不能不听”,到第二期公演的“我们的叙事诗时代要来了”,再到第三期公演“自觉我们对于时代的使命”,田汉每次呼喊的背后都是对民众需要和时代形势的考量。他的浪漫诗性也终究在理性现实面前得以纠偏，其剧作现实主义特征的强化促使他更加靠近民众的心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