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标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序

孔子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具有突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的伟人。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明的重要依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任何民族都需要有民族精神,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会失去民族的自主性,失去民族独立生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精神与价值

儒家三祭指祭祖先、祭圣贤及祭天地。唐君毅认为儒家的三祭可在现实中彻通幽明,打通生死之道。他看到当时恢复儒家的三祭礼可能性小,因此着重阐发了三祭的新宗教精神及宗教价值,并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从儒家的三祭礼谈其宗教精神,这实际上涉及儒家的宗教性。唐君毅认为儒家的确有宗教性质与功能,因此在今日中国文化发展中,不能只有儒家哲学,还应当有儒教。而要发展儒教,不仅需做思想上的工作,还要重建新的礼乐文化。     

汉武帝时期的礼乐想象与文士的“美政”观念

武帝时期是汉代进行礼乐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将“政治与美”加以联系并进行明确理论表述的开端.在“大汉继周”观念的统驭下,士人阶层积极复兴周代礼乐.尽管这种复兴带有“想象性”成分,但客观上却为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美政”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现实土壤.董仲舒是“美政”观念的主要建构者,在其理论体系中,天地秩序、道德良善、感官愉悦成了风俗美、政治美的应有之义.同时,以“同类相动”为思维指导,天地、道德、感官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使“美政”观念具备了理论的周延性.     

从《柳文指要》看章士钊晚年的礼乐观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名著。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过程中,讨论了与礼乐相关的问题。他吸收了柳宗元的"礼乐为虚器"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礼乐观。他指出,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从本质上来看,它专为统治阶级服务;从内容上看,它空虚无聊;从"道"来看,它是枉道的;从产生来看,它是一个积非胜是的过程。章士钊虽然极力抨击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但他并不否定礼乐的价值,认为新社会时期,还是需要新礼乐为人民服务。     

孔子对西周神性观的改造

西周宗教中不同的审祗其神性有异 ,孔子对之的态度也不同。昊天上帝与德想配 ,孔子持“可爱不可信”的态度 ;对德性不定的自然神和鬼魂 ,孔子或不言 ,或坚决排斥。但孔子对宗教祭祀中的那种情感的庄重、敬畏和身心的投入都十分赞赏 ,并将之改造成一种重在修养心性的境界观 ,奠定了儒学的基本风格     

《周颂·载芟》与周代礼乐制度

本文结合周代礼乐制度,对《诗经·周颂·载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篇中若干关键词语的训释,对于《诗经》与其他先秦典籍的解读有普遍的意义.本文认为,诗篇中的“媚”字,是一个表述先秦时代“和合”哲学思想的重要词语.本文还对周代礼乐制度中的礼俗关系作了一定的释述.     

文化精神的融合与文化重建的实践——唐君毅先生论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

中国文化的重建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唐君毅先生认为这一重建在社会实践的运作层面,应特别注意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分途发展,兼应注意对接受西方文化而来的科技、民主、宗教等予以“礼乐化、中华人文化”,而实践动作的内在根据是中西方文化精神的事例,以儒家内在超越性的宗教精神为核心吸收西方文化任持超越客观理想之精神     

商周时期音乐隐喻观简论

音乐自产生起就具有特殊的隐喻价值.《尚书》记载,舜帝希望把音乐隐喻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要充分发挥音乐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感化作用.《周礼》认为,商周的音乐隐喻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人的身份地位及荣誉的象征,作为教育人的工具,满足上层阶级的享受,作为万物和谐、事业兴旺、国家昌盛的隐喻.《周易》认为,乐器本身就具有隐喻价值.孔子的音乐隐喻观则与其政治观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墨子则更多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孟子》认为音乐往往是社会乃至政治的隐喻,因此统治者切不可过度纵乐.《老子》谈音乐往往是与其政治观、美学思想的论述融为一体的,但其隐喻价值却极高.《庄子》认为音乐是“道”的隐喻,反对人们沉迷声色.《荀子》认为与音乐有关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隐喻的.《管子》则把音乐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隐喻.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诗经》创作与采集

《诗经》文本从汉代以来成为儒家的经典,也是历代风化天下的法宝,而随着其音乐的消亡、演奏功能的丧失,其礼乐文化意义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诗经》中诗歌的产生和它的流传与周代礼乐文化息息相关,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它催生了一大批服务于礼乐仪式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因各种祭祀需要而创作,或为歌功颂德而出现,或因政治功用而产生并纳入礼乐系统,又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使周代的诗歌得以采集、保存和传唱。     

论荀子的礼乐教化美育观

荀子继承了孔子以"礼"约"仁"、"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的美育思想,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以"化性起伪"为理论核心,以达到"美善相乐"境界为最终目的,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礼乐教化对人的性情的规范、塑造和陶冶、净化作用,是先秦儒家美育思想的系统阐发和体系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