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德”的考核评价机制构建研究

公务员的“德”作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风气发挥着引领与感召作用，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具有元叙事意义。健全合理、科学成熟的公务员道德考核评价机制是顺利推进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根本保证。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道德考评体系存在的普遍问题，必须本着客观公正、民主公开、动态发展、质量并重与分类考核的的原则，认真细致地构建考核评价机制。构建公务员道德考核评价机制，要从坚持正确、科学的价值导向，建立健全多元的评价主体，建立规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考核结果的监督与奖惩机制四个层面综合推进。     

“昙花一现”——再读张悦然短篇小说《家》

以后经典叙事学重新观照张悦然短篇小说《家》,发现其向"青春写作"作了短暂的告别,不再过分关注"自我",而是将视域扩展至当下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女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解放,而且还涉及了"进城"主题,这显然是作家文学征途中的一朵"昙花"。     

中国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平台+产品”模式

普惠金融是对传统商业金融的反思和扬弃。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课题,如何寻找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实现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实中,由于缺少普惠金融研究的理论框架,使得普惠金融的业务边界十分模糊,以致于出现了普惠金融使命漂移和业务异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与财政救济和转移支付混淆在一起,异化为政策套利和社会救济(财政性扶贫),使得普惠金融既缺乏效率又缺乏商业可持续性;另一种现象是与高利贷和民间借贷牵连在一块,不仅起不到普惠的效果,反而极有可能逆向导致"金融致贫",加速弱势群体的财务性"破产",引发新的金融风险。本文在梳理普惠金融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提出了"平台+产品"的路径选择,实现了构成要素、动力机制和要素间关系的创新。通过政府增信、市场化运作、银行放贷及营销和技术手段的创新,可以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打通普惠金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以期作为普惠金融的实践指引。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基于语文教学分析中职学生阅读“碎片化”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碎片化"阅读现象,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阅读可随时随地进行。"碎片化"阅读既表现为大众现象,更十分普及于大中专学生群体。就中职学校语文教学来看,中职学生"碎片化"阅读的利弊同在,不能回避这样的客观现实,扬长避短、借力发力才是实事求是的必然选择。所采取的对策应包括:支持和利用,理性和引导,交流和思考。而最终目标就是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学生的阅读内容,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协同创新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协同创新是高校深入发展的战略模式,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必由之路。协同创新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势在必行。为适应新的科研创新教育环境,高校英语教师必须提高科研水平及创新能力,以适应新时期高校教育对职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根据目前高校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需要通过意识更新、知行合一、体制改革等多种方式促进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庸人领导”现象与明星员工激励之道

"庸人"能够担任领导的关键就在于其能够任用能力出众的人才并善于调动其工作积极性。领导者要甘愿成为"庸人",积极任用明星员工,加强对明星员工的激励,满足其多元需求、提升其公平感知。具体而言,"庸人领导"要通过坚持厚赏与惜赏、授权与控权、高屋与低屋有机结合,实现对明星员工的激励。     

“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本文分析了当前高校图书馆发挥教育职能的现状,以及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隐性特征。在当前大思政背景下,阐述了图书馆开展思政教育的独特优势,指出了开展思政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主要有整合线下线上思政资源、打造教育网络平台、丰富线上线下教育形式、构建协同运行机制等。     

巴人“胡风批判”与“日丹诺夫模式”的“亲缘性”

[提要]巴人1956年《文学论稿》从政治立场、哲学方法、美学观点三个维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较之1948年与1955年的胡风批判更具理论性。其理论资源与1954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毕达可夫讲稿《文艺学引论》相同，皆取自“日丹诺夫模式”，由此可反思文学理论是否尊重了文学的审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