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     

谈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天下观”

明清易代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氏之论区别“亡国”与“亡天下”，是当时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对传统国家观的超越。通过阅读顾炎武的《日知录》，以顾炎武的“天下观”为中心，对其相关思想进行探讨。     

推行“小先生制” 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20世纪初,陶行知先生为了普及民众教育提出了"小先生制"。在"小先生制"的推行过程中,要坚持校内与校外同时进行,面对一切人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小先生制"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传承模式。     

政治、时代与观念:“十七年”童话的文本规训与主题模式

"十七年"时期童话的任务是对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由此形成教育本位的童话观。文章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文艺政策,概括了童话理论,归纳了童话的主题模式,发现存在"政治-童话理论-童话创作"这一封闭式结构,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童话主题存在模式化的现象。1950年代的童话寓教于乐,将教育性和趣味性结合得很好,而1960年代的童话流于说教,政治意味浓烈。通过探讨主题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希望能对"十七年"童话进行一次深入性、整体性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童话的独特风貌,挖掘"十七年"时期文学书写的内在复杂性。     

运动员形象传播的再现与建构

运动员形象问题是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方向。以林书豪现象为例,重点讨论了运动员形象传播的机反映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取得的突出成绩。     

罪刑法定语境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出路分析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本族群民众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虽然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但如果通过强制适用制定法的方式来革除习惯法的使用,必然会对司法实践造成不良的影响。习惯法重视实质理性,这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有共通之处。从这个角度出发寻求调适路径,引导少数民族人民接受现代自由民主、人权保障的法治精神,才是彻底解决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之道。     

论民族旅游中的民族文化责任

民族文化在民族旅游中扮演着毋庸置疑的重要角色，各利益相关者均负有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伦理责任。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应摒弃“强势”对“弱势”保护的姿态，这既是对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该少数民族负责，更是对人类社会负责。政府民族文化责任，体现在对民族文化保持起码尊重的消极责任，以及为民族文化提供体制化保障的积极责任两个方面。社区应该承担的民族文化责任除了保护之外，还有传承和发展。     

乡村社会治理中民俗文化的融入探讨——以广西中越边境民族乡村为考察对象

民族乡村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及现实,使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适当融入其内生的民俗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民族乡村应巧妙借力节庆民俗活动履行治理职责,升华乡规民约助推治理效能,重塑民俗价值消解治理困境,打造民俗精品服务乡村生活。只有以治理推进民俗文化发展,发展的民俗文化才能以新的姿态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