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的二元化

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立法对适格原告的要求过于严格,无法契合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特殊需求,导致此类纠纷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借鉴域外经验,结合自身国情,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至关重要。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因其利益指向的不同有着反垄断私人诉讼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分化。在起诉者利益指向分化下,二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困境和需求,由此在原告资格的确立上也应有所差异,即反垄断私人诉讼适格原告二元化。     

SMG重组狂飙

中国缺少一家世界级的综合传媒集团,这回,SMG真干了。它将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百视通和东方明珠,进行了资产合并,同时注入非上市的优质资产,使得一家市值千亿的文化传媒巨无霸公司就这样横空出世。     

论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是少数民族本应享有的重要权利,这一权利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因而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加以保障的权利内容。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权利的保障存在着不足之处,也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从而造成了授权与限权的关系模糊、立法目的与现实情况相互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刑事诉讼立法以及配套制度的完善,使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获得合理的发展并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一个人的离婚

结婚要两个人都在场,可他却一个人就把婚给离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杨瑞雪的儿子得了重病,需要到北京进行医治。出发前,杨瑞雪准备先给在北京工作的老公陈启明打个电话,希望他能来接站,可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杨瑞雪以为他可能在忙,就没再联系,而是独自带着儿子进京看病。一到北京,杨瑞雪就带着儿子去医院挂号。正排队时,杨瑞雪无意间看见一个男人挽着个年轻女人走了过去,她不确定地喊了声:"陈启明?"那个男人     

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制度探究

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基本制度规定下来，这是辩护制度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法律上对诉讼权利的保障，是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并不当然地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应当是特殊的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制度具有推动程序正义实现和促进诉讼效率提升的内在价值，还具有弥补法律援助制度短板、推动审前程序状态合理优化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好运行的外在价值。但是，值班律师依然存在一些现实困惑，对这些困惑、问题的破解，正是改善值班律师制度的有效进路。     

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研究

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其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新举措。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了检察机关督促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的职权,但2018年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删除了审议稿中该项内容。本文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提出背景出发,通过分析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之间的关系,探讨检察机关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权,分析目前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存在的困境,提出正确认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基层检察院设立专门公益诉讼机构等完善建议,以期推进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责,更好地监督行政违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法官阐明的制度尴尬与律师强制代理的导入

法官阐明是实行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的一种重要修正机制,面对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中产生的诉讼增多、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高昂等问题,两大法系国家都将法官职权的扩大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作为具有职权和义务双重属性的法官阐明,法官的消极阐明或者过度阐明,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和法官中立地位的破坏。律师参与民事诉讼具有与法官阐明相同的功能,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能够有效减轻法官阐明义务,降低法官阐明强化对于民事诉讼模式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