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月刊与梁、鲁论争

梁实秋与鲁迅之间的论争长达八年之久,《新月》月刊自始至终都是梁实秋表达观点的重要阵地。梁鲁论争双方以对文学属性的不同理解为基础,围绕文学的普遍人性与阶级特殊性＂、少数＂的天才论与＂大多数＂的大众性以及翻译等问题展开,其中虽不乏情绪宣泄的成分,但对于拓展文学理论的多元认识、提高文学批评实践的科学性和提升文学翻译的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初探教育的本质

本文通过对教育本质论争的由来以及各个流派在争论中的主要观点出发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教育的本质问题。认为教育的本质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并且教育的本质问题不能用一两句话就说得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折中与融合：重审明末诗学论争与学风特色

论及明代学风，学人多有党同伐异的印象，然相关论断不免失之于苛，尤其是对明末以来学风层面的诸多转变未曾究心。具体说来有三点应当引起重视：一则，“吾党”之中本就同中有异；其次“吾党”中人对“异”有明确意识，并已然暗含了消解“异”的因素；其三，因观念分歧而引发争论之事虽然不免，其同人也会积极介入，主动调停。职是之故，明末学风一改偏狭、霸道，呈现出折中、平和的的新貌。     

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

在社会正义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从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范式中寻求建构正义社会的基本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观的解析得出,分配正义内在于权利平等自由,权利自由、过程平等是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理论共同坚守的底线。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本质上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在政治基本价值体系中排序及其正义与善关系之争,争论背后的焦点则是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追问。     

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修正

我国现行《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和继承顺序的规定不尽合理,表现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继承顺序设置不合理。为了继续发挥继承制度的家庭扶养职能,延缓遗产归公的行程,平衡配偶继承人和血亲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建议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至被继承人的侄甥子女、伯、叔、姑、舅、姨、(外)曾祖父母以及堂表兄弟姐妹;并将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由现在的两个增加为五个;继续保留父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地位,将配偶列为非固定顺序继承人,保留丧偶儿媳、女婿的继承权,限制继子女的继承权。     

话语权力之争:文艺论争的一种隐形形态

文艺论争贯穿了整个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这些论争的起因既包含有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上的分歧,更蕴涵着话语权力争夺的因素.从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革命文学攻击鲁迅、茅盾、自由人第三种人对付左联的事例中,可以发现话语权力之争是激起多次文艺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冲击激发出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国思想界从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先后提出“中体西用”和“西化”作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到３０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又以文化论争的形式出现，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尽管这场论争存在着从文化层面探讨现代化理论而忽略其它层面等局限，但它所提出的“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以及直接用“现代化”一词表述的种种模式与理论，既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对学术论争的一点浅见

20年前理论界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争的主要根由 ,是周扬同志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索》的报告引起的。尽管当时绝大多数听众和读者都一致称赞这是个有理论深度的好报告 ,但有关方面还是将这一学术论争作为政治问题对待了。今天对这类问题应当引以为鉴。在学术论争中 ,应切忌将学术问题政治化 ,切忌对学术论争作政治干预 ,反对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大批判”做法 ,不要以势压人、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也许有了 2 0年前那场争论的教训 ,此后 ,这样的政治干预少多了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