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战初期一场论争的反思

发生在1938年的关于“与抗战无关”的论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一场发生在民族危亡时期的两种文艺观的碰撞与较量。在碰撞与较量中双方都带有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重释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长期遭受误解的一桩现代文学史公案

现代文学史论著一直认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缘于“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对峙,这其实是一个重大误解。文学研究会的初衷在于建立“著作工会”,所以它明确宣称对于“为艺术”与“为人生”两不偏袒。这种网罗天下的姿态使得它迅速壮大并居于新文坛的中心,给“后来者”创造社的崛起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对于“为人生”与“为艺术”本无偏见的创造社,为了自身崛起的需要,只能采取“挑战”姿态,不得不对作为“著作工会”的文学研究会一切从文坛需要出发的“功利化”倾向进行抨击。因此,“为人生”与“为艺术”并不是双方之争的根源,相反,由于论战的需要,反而造成了文学研究会的眼光变得更加“现实”而创造社则进一步偏向于“浪漫”激情。     

20世纪以来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之论争

20世纪以来关于《毛诗序》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受各时期不同学术思潮的影响,主流意见的形成,有很强的时段性。20世纪前半叶,受今文经学和“《古史辨》派”“疑古”思潮影响,主流意见是《毛诗序》出于卫宏之手。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者,多从宏观上把握《序》、《传》之间的逻辑关系,主张《序》、《传》成于毛亨一人之手。20世纪末,“疑古”作风遭到唾弃,传统的“子夏作《诗序》”说又重新占据主流地位。     

对学院制教育价值的反思——19世纪对牛津大学学院制传统的论争

伴随着19世纪新大学观的兴起,牛津大学以育人为主旨的学院制传统受到激烈的争论。面对种种对学院制的质疑,牛津大学坚持以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以导师制为学院教学的核心和基础,强调学院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独特价值。19世纪对牛津大学学院导师制的论争可为我们反思今天大学的学院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清末礼法之争背后的法律思想价值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必然反映,对其的评价不应脱离当时的社会客观情况。本文首先从沈家本重视中国传统、学习引进西法、谋求中西法的融合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其次,分析了礼教派法律思想的合理性,冲突论争只是体现了中国法律思想家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以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心路历程。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关于"美的规律"的论争及辨析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自公开发表以来,其中的美学思想引起了长期的争论,焦点是“内在尺度”的归属以及“美的规律”与主体内在尺度的关系。本文联系近年来的论争文章,认为“内在尺度”属于主体人的看法更切合《手稿》的整个思想;“美的规律”是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结合,主体尺度即人的本质力量,主要指人的目的、需要和意图;应联系“实践”来辩证地认识“美的规律”及其客观性,美的规律作为社会历史规律,无所谓绝对的客观性。     

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晚清时期的"纪年"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并围绕"纪年"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纪年"论争。文章从"国家认同危机"、"正统性诉求"、"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内在要求"等三方面对晚清"纪年"论争进行文化解读。剖析其所蕴含着的深层的历史动因。     

放谈《红楼梦》诸公案

《红楼梦》主题思想、宝钗和黛玉、《红楼梦》人物阵营的划分与价值判断、《红楼梦》是否“另有本事”、后四十回是续作还是原作以及《红楼梦》创作方法等论争由来已久,所有这些论争各有道理,给人以启发,又各有其局限性。《红楼梦》研究者应立自己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