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大地依恋”的层级:关注跨层级思维的艺术表达

当代"场所"理论的建构陷入僵局,人们各持己见,而跨层级思维则有利于培育新的"场所感"范式。跨层级思维指在不同的场所层级之间来回转换,反复变焦,把地方-全球讨论置于"层级"和"依恋"语境中。当前许多环境文本如摄影作品、著作等都运用调整"大地依恋"层级的策略,帮助当代读者以多种视角理解自我与场所的深层联系。跨层级思维意味着将对某一特定场所体验的精微性与对全球体验的广大性结合起来,理解人们的生活给环境带来的真实影响,培育新的也许是有效应对当今世界严峻现实的认知习惯与思维方式,使人们适应变化中的世界,并促使他们克服对可能令人麻痹的抽象问题视而不见的倾向。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芙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泰戈尔来华引起的风波

本文以泰戈尔1924年来华引起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次论争为中心,依据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这次误会产生的前因后果,探讨了这次论争与当时正深入开展的新与旧、中与西文化论争的内在必然联系,进而提出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这个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中的根本性问题。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中华文化公案:"止戈为武"之争

《左传》中关于楚庄王“夫文，止戈为武”这一命题的记载在中华文化史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对这一命题的不同理解，引发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论争。语言文字学层面主要是对“武”字在文字结构方面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分析讨论，哲学层面主要是对“止戈为武”这一命题隐含的战争观、军事观、武德观等进行的考察探讨。所以这一论争具有训诂学和文化社会学上的双重意义。     

对图根特哈特对海德格尔真理概念批评的批评

图根特哈特对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主要有两个批评.第一个批评是,海德格尔通过将真描述为进行发现与被展示性,从而遗忘了真的特殊意义.第二个批评是:海德格尔认为被展示性是发现与命题真的条件,因而它也是一种真,图根特哈特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在对学界关于图根特哈特的批评的争论作出展示以后,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图根特哈特的第一个批评并不成立,实际上海德格尔并没有使真失去规范性结构；其次,第二个批评同样不成立,因为海德格尔实际上依照“根据主要事实命名”这一原则来解决真的资格问题；最后,图根特哈特之所以提出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试图以语义分析来取代先验哲学.     

美的三个层次：张竞生乌托邦建构中的美学内涵

从思想史的脉络,结合张竞生1920年代提出的乌托邦理念,才能理解张竞生的美学思想。张竞生的乌托邦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中。前者主要谈构建乌托邦的理念与方法,后者主要讨论建构后的乌托邦社会组织及生活形式。从美的思想辨析来看,两者兼而有之,但前者更能体现思想史的痕迹。《美的人生观》不仅对美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对人生观问题也进行了系统回答。而对人生观问题的回答,则是对1920年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科玄论争的积极回应。该书不仅在认识人生观的方法上推进了科玄论争,而且在人生观的目的和方向上建构了一套方案,实质性推进了科玄论争。在此基础之上,张竞生的美学思想显示出其独特性。从认识方法来说,美不是与科学、哲学等认识方法相互平行的方法,而是包括并超越了科学、哲学方法的艺术方法。从美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融合角度来说,张竞生的美学既有可以完全实践的物质框架,同时亦有对其物化可能潜在抵抗的精神层面。而从人生目的来看,美变成一种最终极的理念,超越了真善。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