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陈艾之争与晚明文统归宗

陈子龙与艾南英的争论,从豫章与金沙的房选开始,陈艾之争为高潮,以组织行为结束,在晚明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追求。而争论的过程及激烈程度,由于事后的他人补叙,难免成为故事型记录。实际上,文人之间的一场口舌笔墨之争,是明中叶复古思潮影响下的宗法之争,也是晚明文统的归宗之争。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梁启超与泰戈尔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泰戈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以"文学救国"为目的,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欢迎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完成了从崇尚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宣扬东方文明的救世功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邀于1924年访华。但在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梁启超与泰戈尔的真诚友谊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激烈批评。剖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矛盾的实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话语纷争——1930年前后的文坛论争之考察

1930年前后的中国文坛异常复杂,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海派作家和“开明派”作家一致反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不约而同地结成了文化统一战线.但是,他们的思想碰撞和话语交锋也十分激烈.实际上,作家群体之间的话语冲突基于作家文化立场的歧异,各类作家的话语纷争可以视为文化权力场中的作家话语建构所造成的占位效应.在对集体“象征资本”的角逐过程中,左翼作家最终获得了时代感召力.     

水浒英雄的起点与终点——《水浒传》英雄性质论争新思考

水浒英雄早期个体的反抗起点往往多因个人遭遇的社会不公而起,有所谓“为盗”与“匪气”的性质,但是由于实现了上梁山在宋江领导下对抗官府而“替天行道”这个英雄群体所追求的理想终点,使水浒英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研究《水浒传》须从整体上考察水浒英雄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