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哲学分析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新、科学和准确的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矛盾论基础和历史观基础。作为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本质和哲学依据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性引导、方法论基础和实践智慧支撑。     

谱系研究：总体历史链条断裂中显露的历史事件突现--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解读

找到没有本质的事物，也就是找到历史中的他者———这是一种将传统生物树式谱系链斩断后生成的新的谱系真相，尼采就是在这个全新的倒置构境层中透视传统道德和重估一切文化价值的。正是在这个传统谱系倒序的构境意义域中，福柯深入地发展了尼采这种新的倒置的谱系观念。他提出，谱系研究就是要重新面对那些被总体性历史棱镜剔除的黑暗中的独特事物和现象，让它们重现，即不再是某个重大历史目的和伟大进步目标的“阶段性”事件和“不成熟”的雏形，它们只是无本质的自己，即非目的论中的历史他者，这也就是反对起源的谱系研究的真正历史对象。     

评析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阿尔都塞结构决定论历史观的批判

阿尔都塞的结构决定论历史观认为,社会形态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三种不同地位的要素构成的,经济基础并不起决定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伍德认为这种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最终取消了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陷入了二元悖论中,既无法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无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伍德的批判对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与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孔子历史观新论

历史观是孔子思想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充分反思和继承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礼的价值和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仁"的道德范畴,以加强个体的内在道德修养,从而使周礼的精神得以维持和延续。孔子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人伦道德精神,从而建立了道德史观。孔子对历史的本原、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变易,以及变易的趋势、规律、动力等,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观。     

马克思历史观: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基础

马克思不仅把人类解放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且还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倾注于对人类解放道路的探索。在其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即历史观中,他把人类解放道路的开启诉诸于对人的现实生活,即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批判。通过揭示这种"总的活动"的本质,在人的存在方式(劳动)和对象性本质(社会)两个向度上指明了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方向,为人类敞开了面向未来的空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道路的思想,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于优化齐齐哈尔历史文化资源的思考

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特有文化形态的依托和我体。能否挖掘、保护、梳理好历史文化资源，关系到城市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关涉到城市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历史文化资源，不但要挖掘、整理、保护，更要优化。优化历史文化资源，就是在文明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历史文化资源，理清历史发展脉络，理清文明发展足迹，理清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进而树立鲜明的城市文化形象，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论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

本文主要论述了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这些启示择其要者有:人类急切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自己从生态危机中走出来,这一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直接导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如果否定或者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那么也就会无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实质与意义;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之中;最能说明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是论证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相应地,这一生态世界观给予当今人类最大的启示也就是告诉人们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布什总统反对《京都协定书》,其行为反应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是“生态帝国主义”的象征;为了走出生态危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消除把解决生态问题纯粹寄托于推进“生态市场化”、发展低碳技术、树立生态伦理观念等种种幻想;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之路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相对抗之路,必须超越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必须实施自然的社会化,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构建以“普遍自由”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