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成为保加利亚人:民族国家构建与地方社会转型--以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为例

围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争论由来已久,它不仅涉及认识论意义上的不同理念、范式的竞争,更关系着现实政治。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国家不但继承了奥斯曼帝国遗产,同时深受西欧民族主义建国思想和地缘政治影响,致使该地区民族问题异常复杂、多变。有关民族、民族主义认识范式、类型的评析,展示了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其民族国家构建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活动、社会习俗、私人生活等变革。     

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价值认知--基于云南的考察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彰显地域性和文化性双重价值的重要资源。在现代文化冲击下,民族地区文化振兴面临村寨建筑文化城市化、传统文化失传、乡土文化主体缺失、村寨公共文化空间萎缩等多重现代性困境。根据云南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禀赋,其乡村文化振兴应该以物质性文化、社会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为价值维度。云南民族地区文化振兴应该坚持以乡土性、选择性和公共性三位一体的价值选择为原则。     

论文学批评"批评性"的回归与重构

“批评性”是关系到文学批评生存发展的本体性问题及命题，也是强化批评的文学评价机制及功能作用的内驱力，更是批评自身建设及完善提高的推进器。作为批评的总体性概念，“批评性”关系到批评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批评性”多维立体的构成系统，从强化批评的现代性、核心价值、功能作用、主体性等方式及路径实现“批评性”。批评的逻辑起点是主客体关系中的经验与理念的统一，在其主体间性及其经验与理念间性中提供批评创造及“批评性”发挥与实现的空间。作为文学批评的总体性及本体性概念，“批评性”与无批评性、缺乏批评性、丧失批评性的批评泾渭分明，亦为好批评与伪批评、精品批评与低劣批评、高雅批评与庸俗批评的试金石，更是批评与捧评、棒评、恶评、误评、炫评、酷评、滥评的分水岭。批评作为“诤友”而着眼于“症候”批评，正是批评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亦是批评精神之所在，更是“批评性”之所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哲学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明根脉、共同的价值追求等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从传统的自在民族到现代的自觉民族、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文明共同体,其内核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平包容的文明传统流传至今,推动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凝结着民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建设好多民族融合的共同家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期待。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既是把握运用政党建设规律的内在需要,又是有效推进新时代政党建设实践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无论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皆离不开科学思维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领航。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中,战略思维提供目标指向、历史思维提供经验借鉴、辩证思维提供方法论、创新思维提供动力、底线思维提供保障。     

人化自然背景下自然的目的性新论

自然有没有目的性，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自然的目的性是否具有层次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形态的自然及其目的性，等等。这个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回答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机械论和传统唯物主义是否定自然的目的性的，西方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往往形成自然与社会、物质和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二元因素的对立。而儒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明确主张，或从现代现象学可以推断出，自然界不但存在着目的性、主体性，而且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性，如马克思强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而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墨家所说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兼爱”。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按照从高到低的价值顺序，微生物、植物、普通动物、人，都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价值的生命体。在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上，它们是平等的，都是爱和尊重的对象，而在现实性上，它们对人的价值是不同的，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应该是不同的，即是有差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