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从《太史公自序》看我国古代史书编撰思想的沿革

《史记》作为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继"六经"之后的里程碑作品,体现了司马迁卓越的编撰才能和匠心独运的编撰思想。《太史公自序》所集中体现的编撰思想在目的方面表现为学究天人关注人伦日用,文通古今绍续《春秋》遗风,成一家言倡导发愤著述等;体例方面主要是以人为纲,本纪、世家等五体互补;编撰方法方面是人以群分比类合传,事以类聚专题叙录,详今略古重视考证等。司马迁确立了纪传体在史书编撰史上的主流地位。     

韩信“谋反”真相再探

从互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韩信的"谋反",我们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从互见法的角度分析薄太后为周勃的"辩护"、彭越的冤案、萧何的遭遇等,可以证明韩信的清白。韩信谋反案在档案文书中早有记载,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只能按照"爰书"叙史,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实录"。对于韩信的悲惨遭遇,司马迁有自己的评判,司马迁通过多处互见法的灵活运用透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     

东方朔谈何容易

一汉武帝刘彻爱说大话,就有人给他说大话。他刚即位,下了一道求才诏,宣称要超常规地提升他们,一下子四面八方给他上书自卖自夸的人以千数。这其中有一个滑稽大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从“隐忍建功”看汉初三杰命运之异同

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创建了丰功伟业,命运却不尽相同,这与他们性格上的＂忍与不忍＂密切相关,司马迁＂隐忍建功＂的思想对此做了最好的阐释。看似不同的人生却包含着相同的悲剧意味,昭示了封建专制下人臣的无奈。     

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

脱离传说境界以后,黄帝的形象是向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两个方向发展的。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将黄帝塑造成中华正史第一人物,凝炼成虚实之间形象,尊崇为帝王样板,供奉为华夏始祖,从而适应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宏图和巩固家天下专制局面的时代需要。北齐史家魏收充分领会司马迁思想精髓,在《魏书》首篇首句中将拓跋氏初祖认作黄帝之孙,又在《官氏志》中梳理出诸部落汉化姓氏,将黄帝推广成北朝各族共同祖先,从而体现出民族融合潮流,适应了中华文明升华趋势。又经过社会长期弘扬,黄帝历史形象终于发展成为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的人文初祖形象,原因就在于凝聚中华民族的需要。     

岳麓书院——二门

正大门之后,宋元时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扩建文庙于院左,始改建为二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毁,1984年重建。门额正上方悬有"名山坛席"匾,撰者无考。原为清同治七年(1868)所置,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现匾为1984年复制,集清代著名湘籍书法家何绍基字而成。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出自《尚书·舜典》,下联出自《汉书·司马迁传》,意为岳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