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本质要求及其制度建设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水平,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坚持党的领导、"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质量为本"和"创新至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科学权威和公开透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量化评价下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论辩","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评价的边界异化"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度规制"三大问题聚讼,文章建议通过强化学术成果质量保障机制、优化学术共同体工作机制、构建学术争鸣长效机制和完善学术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等制度建设,推动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改善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征稿启事

自创办以来,《西部蒙古论坛》发表了大量有关西部蒙古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和现实问题方面的论文和资料,有力地促进了蒙古学的发展,起到培植蒙古学研究新秀的园地作用,开拓了各民族专家、学者相关研究学术对话渠道,从而被国内外研究中国蒙古学的各民族学界同仁所瞩目,为从事社会科学的相关各界人士所重视。随着日益增强的学术影响力。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车服务市场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如何推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分离、冲突和共存三种状态，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演化是由行动主体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所构建的集体行动模式差异性驱动的。制度变革机会的涌现促使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采用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并导致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在制度变革机会变得模糊的场域中，行动主体非协调的集体行动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制度变革机会沉没的情境下，行动主体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最终促成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复杂制度环境下新兴业态的发展以及传统业态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建构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探索

领导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共,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对用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的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中共通过自身的政权实践,并对各种民主政体权衡比较兼收并采后作出的最后选择。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但直接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并且因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而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构成了完全形态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体系。     

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内涵、理念与路径

美好生活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坚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通过对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厘清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同时,加强对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所存在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明晰建设民族地区美好生活的理念,对于构建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自序

<正>《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是本人2007至2014这八年来公开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的一个选集,能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人深感欣慰。在此之前,本人曾有两个论文集,即《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一本选集了我自1982年至2002年这二十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后一本则选集了我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职以来四年间(2002—2006)发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控对策研究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我国某个区域呈现一定规模并关系到民族或者宗教性因素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从民族政策与法律的角度而言,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参与人群或当地政府某些部门法治意识淡薄,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还有待完善,当地政府有关政策信息并没有依法公开,不注重利用和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要对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进行防控,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和涉事地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政策规范意识的培养,树立法律信仰,另一方面要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和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严格做到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