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美经贸深层次博弈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基于互惠互利的中美贸易对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组装车间”角色的过程中资源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引领了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能够有这种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性，其“经济同化力”在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开放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对外贸已经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吸融能力，正因此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表面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冲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来自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正在进行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中美未来合作共赢仍是最佳选择。对此，中国需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切实推动新一轮开放，努力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     

动态质押模式下质权设立问题研究——以理论与审判实务的双重审视视角

作为新兴担保方式,银行动态质押业务无疑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动态质押在理论上尚面临两方面难题:动态质物能否设立质权和如何认定质物交付标准。满足物权法意义上“特定的物”属性的动产均可成为质物,理论争议中关于种类物能否设定质权的观点实际上不会成为质物符合“特定的物”属性的障碍。因动态质押交付手段的特殊性,质物已出质的权利实质与质权人未直接占有质物的物权表象往往不一致,故在认定质物具体交付标准时,应将权利公示作为质物交付标准的必要条件。法院在审理动态质押纠纷案件时,多以认可该担保方式效力为最终裁判结果,但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与文书说理部分尚存一定问题,不仅弱化了裁判结果的合法性,还会模糊商事主体对质权设立标准的判断。因此,应强化与规范判决书说理内容。     

试析文在寅政府的“三层博弈”外交

"三层博弈"是结盟外交领域的一个新型模式概念。此概念基于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提出国家对外交往时存在的三种博弈,即执政党与国内反对党间的博弈、与盟友间的博弈以及同对手国家间的博弈。本文借鉴"三层博弈"理论,尝试分析当前文在寅政府在韩国外交领域所展示的"三层博弈"及其影响。     

中介机构参与下联盟企业知识转移的三方利益博弈分析

知识转移是企业保存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介机构在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考虑了企业的不同心理压力，首先建立了联盟企业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其次构建了考虑中介机构参与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分析和讨论三方收益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在直接知识转移博弈中，转移主体的收益大小与自身的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而与对方的心理压力呈正相关，同等心理压力下知识转出方占优；中介机构参与博弈情形下，中介机构作为协作角色的博弈收益仅受博弈双方心理压力影响，且与知识接收方协作可获得更大收益，而主导角色博弈情形下收益受到三方主体心理压力的综合影响，并在主导知识接收博弈时获得收益更大；中介机构的角色选择与知识转出方心理压力变化相关性不明显，主要受到知识接收方及自身心理压力影响。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福州市房价影响因素分析

房地产业作为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房价影响因素的探讨一直都是国内外的热点话题。该文在研究城市人口密度、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利率对房价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了福州市2010—2017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可支配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对房价的正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即福州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市人口密度,利率的变化并不是福州市房价变动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