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理论生成探讨

理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系统论证“新时代”的科学性和理论性。从方法论上看，习近平新时代观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从理论归因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观生成的主要标志，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运动的基本理论。从理论定位看，习近平新时代观展现的是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内含着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时代定位与目标趋向，渗透着中国与世界在共同发展中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未来，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     

集中力量办大事产生偏差的根源与应对策略

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需要把握事之性质是否为公为民,大之判断是否立场正确,办之过程是否平衡兼顾,集之手段是否合理合情,否则就可能出现意愿与效果的偏差。可能性偏差的产生,究其根源是在于私欲干扰下立场有差、私利影响下判断有差、私人立场下效用有差、私心作用下策略有差。要有效纠正偏差,就需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之行为与刚性制度相结合,与社会趋势相结合,与民生感受相结合,与严谨程序相结合。     

跨界与批判:当代西方教育民族志的新视野

不同时代赋予教育民族志不同的研究主题,从而生成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指导着相应时代的教育研究与田野实践。传统的教育民族志在关注经典教育问题时依然有效,但无法处理教育田野中"移动-流动"的图景。因此,教育民族志需要跨界的眼光,发现不同场域之间形成的联系,以批判的方式审视组织机构中"隐性的不平等"。在全球化时代,教育民族志的跨界性与批判性成为理解教育中国际与地方、宏观与微观关系的新视野。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历史教育方法取向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的实现,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立场,把历史教育方法作为基本方法。通过对历史教育方法科学内涵的阐述和其作为基本方法的缘由论证,指出运用历史资源及其方法原理实现思政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双向沟通的作用,充分利用和发掘历史资源的育人功能,让大学生把握知识源流,强化历史认同,构筑理想信念根基。教学中要以多样化的教学载体创建为有效路径,改进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     

民族历史的自我坚守与族群隐痛——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赏析

东北作家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了鄂温克民族近百年来的苦难历史和文化变迁,表达了作家对这个弱小民族的挚爱及对族群命运的强烈关注。本文从民族历史、民间立场、自然叙事等方面,论述了鄂温克民族为生存而抗争的自我坚守和族群隐痛,分析了人与自然、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