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性别的视角

通过对山东省即墨市D村进行调研,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将生活方式操作化为可测量的6项指标,计算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值。结果发现:总体上,新农保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一般,但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对女性群体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群体的影响,而且新农保对女性群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层面,对男性群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从生活方式的6项指标来看,在养老观念、生育观念和农民对政府态度方面,新农保对女性群体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群体的影响;在代际关系、储蓄与消费和收入方面,新农保对男性群体的影响要大于对女性群体的影响。     

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批判了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下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通过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强化，使社会主体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压迫，列宁的阶级理论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抗争群体，戳穿资本主义民主幻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何以“赋权”？——人类的技术与社会性别实践

在性别研究中，人类发展中的技术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男性特质，女性被安排为技术边缘群体。这种固有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认知具有深厚的传统并成为刻板共识。但在新媒体等新技术发展的环境下，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弱势人群特别是女性由于技术接近和使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或社会参与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技术使用与技术占有方面存在障碍。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性别归属、技术的性别分层与性别气质、新媒体与女性赋权以及赛博格的性别重构等方面对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审慎看待新环境中的“赋权”想象。     

社会性别视角下少数民族妇女在边疆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分析——基于对怒江傈僳族的调查

本文在对国内外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的生态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历史上中缅边境北段怒江峡谷中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地方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当地生态平衡所做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在社会转型和边疆农业女性化的现实背景下傈僳族妇女在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进而认为妇女与环境的关系必须要放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语境中阐释，环境治理中应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发挥能动性的平台，并强调社会性别分析对边疆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意义，以及少数民族妇女在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的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论党内监督40年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内监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发展民主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基础;完善制度建设是党内监督的核心;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     

约稿启事“政治生态叠代背景下领导权威理念和维护方式的错位及厘正对策”专题研究

当前,政治生态具有鲜明的叠代性特征。一方面,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权力制衡得到加强,权责关系趋于平衡,民主和法治氛围不断增强,领导干部作风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的领导观念、人治的领导方式、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运行模式等都还有顽固的影响,表现在领导权威问题上,就是把权力当权威、把职位当地位、把职能当资源、把管辖范围当领地、把下属当仆从、把任用干部当个人恩惠等,从而顾盼自雄、不可一世、颐指气使.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