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医疗信息共享对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医院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意愿不高，患者的诊疗信息被静态碎片化储存而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考虑到医院进行医疗信息共享将降低患者转移成本，本文构建一个多阶段双寡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医疗信息共享对医院竞争过程中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决策的影响。首先，根据是否存在转移成本，将患者分为新患者和经验性患者，借助Hotelling模型刻画患者的效用函数，分析患者就诊决策。然后，在政府价格规制和不考虑医院利他性情景下，构建了医院累积期望收益目标函数，使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实现医院累积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服务质量水平，获得了实现患者相互转移且医院在市场中共存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最后，根据医院参与医疗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成本降为零，分析与比较信息共享前后患者转移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研究发现：在不同医院间本身存在患者转移背景下，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患者转移数量增加但存在一个上限，增加的转移量与患者在医院间的转移成本呈正相关，与初始感知效用的差值范围呈负相关；医院参与信息共享后，均衡状态下的医院服务质量水平高于信息共享前的服务质量水平。因此，在不改变当前医保支付方式下，要加快推进医疗信息共享，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医院的患者数量和服务质量水平变化对其进行定期补贴，以激励医院积极参与医疗信息共享，本文给出了这个补贴的量化表达。     

合理配置政治监督评估与“内控评估”的持续探索——中国40年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改革的反思与进路

回溯40年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这项改革事业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有着鲜明的"政治性监督"特征,第二阶段呈现了"管理的工具主义"特征,第三阶段属于因地制宜、模式纷呈时期,第四阶段出现了改革的"高位震荡"。从96个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案例的关键事件锚定结果来看,这4个阶段主要采用了纪委负责、人事部门负责、编制委员会负责等8类绩效评价体制类型。未来要进一步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事业,就必须遵循体制改革的基础逻辑,将政治监督评价、内控评估应用到合理的范围,有针对性地推进由党委、人大、政协、纪委、本级政府、上级政府等负责的不同体制类型的绩效评估改革事业。     

流域小水电站开发生态补偿研究——以大樟溪流域为例

基于福建省违规小水电清理整顿的背景,结合国内外水电站生态补偿研究动态,以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分析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评估测算主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探讨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在未考虑水电开发正效益前提下,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每度电每年生态补偿金为0.15元,其生态补偿运行成本占上网电价的比例为32.3%~62.2%。由于小水电站装机容量小,开发的经济成本高,若同时从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两方面考虑,新建的小水电若生态补偿成本占上网电价的50%及以上,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该文对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进一步理顺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水电开发者和环境保护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混合CVaR的供应链绿色研发-广告决策与协调机制研究

针对消费者绿色偏好异质性而引发产品需求不确定性的情形，构建了基于混合CVaR准则的绿色供应链双层风险决策模型，研究了一个具有不同风险态度制造商与一个具有不同风险态度零售商所组成供应链的最优绿色研发投入及广告宣传水平等决策问题，分析了成员不同风险态度对供应链相关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风险补偿的双向成本分担契约协调机制，并给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合理转移支付区间，最后通过数值分析验证该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无论供应链成员表现为何种风险态度，该契约均能实现供应链协调，并且对由风险规避制造商与风险追逐零售商所组成的供应链协调效果最为显著。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