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路及困境——论董仲舒天下观念的内在张力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天道、身道与国体: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的三重维度

汉朝发展至武帝时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各种制度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以天道作为政治体制设计与运行的宇宙论依据,以身道作为规范政治体制要素及其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以政治家的实践技艺作为消解政治体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力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汉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与设计,建构了系统的贤能政治体制。对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进行整体分析,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其所建构的贤能政治进行反观与检视,有助于理解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古今政治的分界。     

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东方朔谈何容易

一汉武帝刘彻爱说大话,就有人给他说大话。他刚即位,下了一道求才诏,宣称要超常规地提升他们,一下子四面八方给他上书自卖自夸的人以千数。这其中有一个滑稽大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试论“独尊儒术”的文化价值

：“独尊儒术”是在儒学思想不断发展,而黄老道家思想已经不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对各种文化资源有效的整合,重创新型儒学体系,还与当时的政治相互融合并互动,使得儒学理想化的政治指向往实践化的政治指向转变,最终贯通社会系统的上下,形成以政治为选择的价值观,重构一种完整的范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以《董学探微》一书相关内容为基点的探讨

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确切时间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关键性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三个学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董仲舒对策中“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岁”一句能否作为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的证据;主父偃西入关见卫将军的具体时间;董仲舒上书对策时,夜郎、康居是否已“说德归谊”。若这三个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     

简论董仲舒对墨家思想的整合

秦汉以后,墨家学说并没有完全中绝,董仲舒在构建自己的儒学体系时,就对墨家学说中的天志、尚同、义利观等主张进行了有机的吸收、借鉴和改造。     

论董仲舒对荀子逻辑思想的接受

接受研究就是侧重于研究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意向性选择.董仲舒对荀子的逻辑思想意向性选择主要表现在"类推"的认识方法和"名实"思想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出两种接受方式:顺接受和逆接受.董仲舒这种接受取向受先秦哲学在汉代的转向以及董仲舒对"天"的哲学建构影响.本文从接受学视阈出发,厘析、考辨、梳理他们之间的学说承继关系,论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