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公地悲剧及其治理策略探讨

从环境史的视角及方法,探讨滇池公地悲剧的诞生及其形成机制、内涵特征和治理策略,提出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经营管理市场化、价值取向生态化三个方面加强滇池治理保护新思路.按照环境正义原则,应树立“污染付费”、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理念,并完善相关机制;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探索湖泊经营管理权流转;校正片面的政绩观,对抗自然的“理性经济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代之以在自然中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人”.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西方协商民主领域中叙事研究的进路与反思

协商方式一直是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焦点之一。部分协商民主论者在对理性论辩式协商理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叙事纳入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视叙事为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作为协商方式的叙事,有着特定的内涵,它对协商民主理想承诺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入系统方法研究阶段之际,协商民主领域中的叙事研究也迎来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清代森林保护多元共治法律制度研究

清代经由长期理性共识的积累与提炼,在森林保护方面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多元共治"法律理念,并构建出符合森林生态治理内在要求的法律制度。古今森林保护问题的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受历史传统、法律文化、森林自然特征等方面因素影响,古今森林保护法律制度在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中关于多元共治的内在逻辑要求具有相通性。清代森林保护多元共治法律制度对完善现代森林保护法律制度以及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实效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话的文法》述评

赵元任先生所著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除了在学术方面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与构建,其所展现出的学术精神也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包括对语言事实的重视、对待学问的理性态度以及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些学术精神使得该书引起了汉语语法研究质的转变。     

国产品牌“洋名”及其“扬名”之路研究——基于福州服装鞋帽店的调查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国内企业既享有机遇但又需面对挑战。国内企业要想让自己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品牌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各大企业都想让自己的产品走出国门,有的企业给自己的产品冠上了洋味十足的名称。事实上,"洋"名称并不能达到企业想要"扬名"的目的,且商品的内涵并未很好地传递,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度也并未得到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汉语的本土化地位被削弱。该文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人员走访等方式,发现近些年国产品牌名称"洋化"现象愈演愈烈,并从语言学及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实质及危害,呼吁采取措施遏制这一乱象。     

体验型产品消费行为的羊群效应及机理研究——基于电影行业消费行为的实证解释

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购买体验型产品时对网络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影响下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决策选择行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电影行业的票房偏离及消费跟风现象为切入点，探究体验型产品的羊群效应并对其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解释。采集艺恩资讯的票房数据以及豆瓣的电影基本信息及影评等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消费者"羊群行为"视角分析其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质量等内生性影响之后，消费者羊群效应依然存在；产品特征信息对羊群效应起到了调节作用，从而形成理性跟随；采用预期差异模型可以解释消费者实现理性跟随的过程。研究结论对于电影行业宏观政策制定及对体验型产品合理进行营销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互镜”比较为视域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对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搁置在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却在历史上属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互镜"比较才是科学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它能以和谐方式实现现代化、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理性、能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这既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道路自信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