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对《诗》的解读与理念化

儒家以个人道德修养或国家仁政原则、礼义原则解释、运用《诗》;墨家从治国理念来释《诗》,把所引之《诗》说成是圣王之言;道家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文化价值;法家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社会功能。     

天人合一——《诗经》兴象的构建平台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兴”的寓意是“托事于物”,这与上古先民师法自然的思想信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从《诗经》情歌看先民的宗教情结

情歌在<诗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情节形象地再现了古代社会隆重的祭高禖仪式,这一仪式与先民的生殖崇拜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人们自由、奔放的性爱意识,揭示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重视,而且寄托着远古民族浓重的宗教情结,从而使<诗经>具有了深厚的人类学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蕴.     

试论《列女传》的语言艺术

《列女传》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运用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表现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形象贴切的比喻手法，丰富多彩的引语，精当独到的议论等不少出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语言表现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学成就。     

《诗经》叙事艺术特征阐释

叙事艺术在《诗经》中体现充分、反映显赫。本文从《诗经》所特有的现实主义诗风主题追求 ,以及叙事艺术的结构模式在《诗经》中体现两方面对叙事艺术特征进行阐释。也就是在题材和体裁两方面进行阐释 ,在题材上 ,表现出反映社会政治、人事、婚姻、爱情等方面内容。在体裁上 ,主要表现方式体现在叙事的抒发型、情节型、记实型这三类诗歌中。勾画出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的轮廓 ,总结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存在的方式。     

《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

隐喻是《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隐喻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对《楚辞》内涵的理解与领悟。隐喻翻译应兼顾隐喻目的,以传递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旨归。以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为观照,在达成所指目的时可以采用等喻或者换喻的方法,在达成语用目的时,可以采用转换意义、省略喻体的翻译方法。恰当的隐喻翻译,有助于塑造诗人爱国求索的形象,有利于目的语读者领会诗人笔下深刻的内涵,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阴阳合德":壮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布洛陀经诗》的性别哲学研究之二

《布洛陀经诗》虽然已超越"孤雌繁殖"的认识阶段,但却没有完全陷入男性"惟我独尊"的窠臼。其中关于男女祖神并尊的唱颂,以及对妇女地位和作用的某种肯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壮族性别哲学的精髓。这些思想是我们在寻求性别和谐发展之道时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