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初探

农地使用权转让制度是中央 为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但其与现存制度的冲突又成为制约其作用充分 发挥的桎梏。有关部门、地方制定修订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时，应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 的具体运作制度予以高度重视，使之在微观层面上更具现实操作性。     

农户种植业风险及其认知比较研究

通过对浙江、上海、山东、湖北和安徽五个不同地区660户农户实地访问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农户从事种植业生产经营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户更关注农产品产量而非市场价格波动;在地区和作物层面上,具有不同生产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农户对种植业生产经营风险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目前农户弱化种植业风险主要倾向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而较少依靠农业保险、农业组织及政府等外部力量。政府需要从完善信息发布体系、加强对农资市场管理、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及农业保险的发展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户弱化生产经营风险的能力。     

WTO规则与中国食品安全保障

食品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不仅困扰着国内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而且严重地制约着我国食品的出口贸易。在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 ,必须构建中国食品质量安全的新理念 ,尽快使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相适应。食品行业的标准必须采纳国际标准 ,对食品工业必须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对进出口食品必须实行严格的检测检疫措施 ,对生产、销售有毒食品致人损害的必须依法严惩     

An alternative to farmer age as an indicator of life-cycle stage: The case for a farm family age index

In studies of farming, the age of the principal decision-maker (PDM)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numerous farm structural and managerial features and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s a good indicator of the influence of life-cycle factors on decision-making. As such,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ny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agricultural change. However,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family farming demonstrate that the concept of a single PDM in family farms is becoming an anachronism as alternative enterprises, pluriactivity and the scale of family farms force more diffuse management/operating systems. This raises questions concerning whether the age of the PDM can still be taken as representative of farm structure, strategy or life-cycle stage? Using a study conducted in the Grampian Mountains region of Scotland in 2003 this not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using an alternative index—compiled by averaging the age of family members working on the farm. It suggests that PDM age is a relatively poor indicator of farm structural and managerial features compared to a family age index and calls for researchers to think about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age’ as an indicator.     

农户借款的供求约束及解除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导向的,包括现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特征,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供给缺位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国农村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行为,通过对借贷双     

订单农业核心价值与创新动能的双重检视

订单农业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重要经营模式,对其核心价值与创新动能进行深入探析意义重大。通过静态混合博弈均衡及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凝练出三个重要结论:(1)订单农业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订单农业的创新首先表现在缔约双方是农业龙头企业与规模化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则通过与合作社、家庭农场实现融合发展来参与订单生产;(2)订单农业的创新还表现在将简单的商品交易契约内化为生产流程中系统的生产阶段性服务契约,订单提供者以社会化服务供应为代价,促使订单承接方让渡／共享生产的管理权限;(3)提供农业生产全流程社会化服务有助于订单履约环境的优化。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来保障订单农业的稳健发展。     

农户防范返贫: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基于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多维返贫测算方法识别返贫农户,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防范返贫中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防范农户多维返贫的重要因素,但从返贫效应的视角看,人力资本防范返贫的影响更大,是巩固拓展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资本。(2)机制分析中,人力资本能发挥迁移效应,通过劳动力流动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而社会资本能发挥信息获取和抵押品效应,通过创业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3)人力资本降低了农户在收入、医疗、生活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社会资本则降低了收入、医疗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4)两类资本的防范返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人力资本显著降低东部和西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而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     

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问题

湖南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和稻作农业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湖南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中华炎黄研究会认为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的说法缺乏关键证据支持,因而难以成立。     

伦理视角下农业的二重特性及农作“时”观念的省思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类最早开始的有计划、有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农业需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场所中显示和展开,自然亲自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始终。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发展的推动来看,农业是人们最早为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农业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而存在,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各方面社会特征和价值。与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涉及伦理一样,农业不但具有一般伦理的特性,而且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决定了其伦理关注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主要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农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乃是有生命特性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或者动物具备生命的类特征,而且这些生命特征出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人在生产农作物的时候需要遵循自然的规范原则,由此亦决定了农业伦理需要在规范伦理学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认知。同时,农业是为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对农业的判断又显示出功利性,使农业呈现功利性伦理的特征。因而,农业伦理具备了伦理学理论的各个层面,甚至将一些看似矛盾的伦理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农业伦理不只是单方面属于哪一个伦理理论,而是融合了伦理学中典型的两个流派即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这种融合中,农业显明出一方面以支撑人的生存为目的,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自然的客观性特征,于是农业伦理也随之在这两个层面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差异性。农业伦理的二重性不只是学理上的一种考量和认定,而且是具体地显明在农业实践之中,农业耕作中的"时"观念就是农业二重特性的实践显现,使农业伦理成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性。     

契约型农产品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人际信任与关系稳定

文章探讨了收购商与农户构成的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中,收购商与农户双方的专有资产投入对农户信任的影响,以及农户信任对关系稳定性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收购商专有资产投入会促进农户信任,而农户专有资产投入会强化上述关系;同时,农户信任会提升其续约意愿,降低其违约倾向.此外,政府支持会强化农户信任对其续约意愿的正向影响,但会削弱农户信任对其违约倾向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传统渠道中专有资产投入对信任影响的适用范围,指出了双方锁定的渠道关系对信任的重要作用,为农产品渠道中契约稳定性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还发现,政府支持对提高契约型农产品渠道关系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这对制定契约型农产品渠道的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