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中国10个城市成年受访者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反映其对食品安全形势较担忧,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存在信任危机。不过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较高,普遍认为自己有保障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因此在日常的食品消费中仍然有较高的信心。研究证实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知识层面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公众自我评估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实际拥有的客观知识水平,且真正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产生影响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这说明传统缺失模型所倡导的以科普、辟谣为主要形式的致力于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而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和感知控制力的提升能有效提振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中介渠道

将制度设计与心理因素引入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存在性及影响渠道.实证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完全中介渠道,相对于开发式创新,投资者情绪所“塑造”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深化并拓展了行为金融学理论中主体情绪在公司投资领域的研究范畴.     

不同风险偏好的过度自信代理人薪酬合同设计

本文将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纳入到经典委托代理框架,从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努力-产出不确定性、努力可观测性、保留效用几个角度,构建了多个不同的委托代理情景,分别分析了委托人提供不同形式合同、代理人付出不同努力水平时他们的期望效用,从而考察在各种情景下委托人应怎样为不同类型代理人设计薪酬合同,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以实现委托人和代理人决策组合的帕雷托最优.结果表明,对不同过度自信程度及风险偏好的代理人,委托人提供的合同形式大不相同.这不仅从行为的角度拓展了经典委托代理框架,而且为委托人设计薪酬合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     

基于私人过度自信的PPP项目最优补偿契约设计与选择

基于政府对PPP项目补偿决策的困境,引入一种单期补偿契约,同时考虑到私人投资者在政府补偿下会存在过度自信倾向,通过“均值-方差”描述而引入私人过度自信系数,建立私人投资的期望效用函数,从而运用主从博弈方法分析私人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对政府最优补偿契约的影响,进而在私人过度自信不可观察情形下,讨论政府最优补偿契约的设计与选择。研究表明：虽然私人过度投资行为并不一定有助于项目预期社会效益改善,但政府总可通过相应地调整契约参数来设计适应私人不同过度自信行为的最优补偿契约,并当私人过度投资不可观测时,可根据其过度自信的概率分布情况来选择使项目预期社会效益比较大的最优补偿契约。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政府的补偿决策,也为PPP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一种较好的理论支持。     

经理行为偏差与企业绩效激励指标的确定

股东在面对具有行为偏差的经理时,如何设计剩余收益作为激励指标,以促使双方的目标一致,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股东继续沿用传统的基于公司资本成本率计算得到的剩余收益,将使得损失厌恶的经理投资不足,过度自信的经理投资过度。为了改进投资决策,股东需要针对不同行为特征类型的经理设计较公司资本成本率更低或更高的激励相容资本成本率,以有效激励经理做出符合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     

管理者过度自信、税盾拐点与公司绩效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的兴起,管理者非理性尤其是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与公司财务决策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以2002年至200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观测值,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政策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和Lopstic回归模型,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利用税盾拐点考察公司的债务政策.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影响公司的债务政策,公司税盾拐点随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表明过度自信管理者将实施更为激进的债务融资策略.利用OLS回归模型检验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债务政策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绩效随债务税盾拐点的降低而下降,意味着如果过度自信管理者奉行的债务政策是激进的,将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大众媒体与新媒体信息传递对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

基于异质投资者框架对大众媒体新闻、新媒体新闻与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进行探究,研究结果发现：（1）平均看来,新媒体新闻、大众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都变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新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的平均相关性大于大众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的平均相关性。（2）具有高前期收益,高账面市值比,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换手率这样的能引起媒体关注的特征的公司,其收益波动与新媒体新闻的相关性大于与大众媒体新闻相关系的概率更大。（3）对于小市值与年轻的公司,信息不确定程度高,新媒体新闻与其收益波动的相关性更可能大于大众媒体新闻与其收益波动的相关性。这一结果可以归因于新媒体新闻丰富了投资者的信息环境,更能影响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水平。     

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

采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4—2018 年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和 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 预程度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正相关的调节关系,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过 度投资的可能性就愈高;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负相关的调节 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从政 府干预、金融发展和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视角提出约束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和抑制非理 性过度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中国股市投资者过度自信行为的实证研究

行为金融学研究发现,在面对风险性选择时,投资者具有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本文介绍了过度自信的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并运用上海证券市场1997-2006年的个股数据和日收益率研究了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过度自信行为。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的行为,而且在市场上升阶段过度自信的程度要大于市场下降阶段的过度自信程度。     

影响CEO过度自信的因素分析——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2007~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CEO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法对影响CEO过度自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任职期限长以及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CEO倾向于过度自信;所处行业风险大的上市公司CEO容易过度自信;资产负债率较高公司的CEO易于表现出过度自信;董事会规模、最终控制人和公司的资产规模三者与CEO的过度自信存在负相关关系。CEO个人特征对CEO的过度自信水平没有影响,这说明年龄、学历、文化程度等个人特征并非是影响CEO过度自信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