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解雇保护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第48条为视角

在我国,由于劳动法和公司法内容的冲突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现有劳动法语境下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同法院对于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后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与否的判决并不一致。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完全具有劳动法上劳动者人格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因而其不应该获得完全的与普通劳动者相同的倾斜保护。而且,高级管理人员被解聘后,因为岗位的重要性,公司往往会迅速找人代替;由于岗位数量稀缺性和要求的专业性,高级管理人员要求恢复原岗位的要求在实践中难以满足。因此,法院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48条时,不应支持被解除职务的高管的复职请求,而应采用其他救济方式。     

平台竞争、排他性协议与竞争瓶颈

在很多双边市场中，经常出现平台一边的用户与平台之间产生利益纠纷的现象，例如顺丰速运与菜鸟网络之间的纠纷等，本文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了这种经济现象。文章通过将双边市场的用户分为视平台有差异和无差异两种类型，研究了平台如何掠夺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所有剩余的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厂商有与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的激励；无论签订排他性协议与否，这类用户都将被掠夺所有剩余，产生了所谓的"竞争瓶颈"；排他性协议带来的福利效应并不明确，当平台的边际成本和交叉外部性参数较大时，排他性协议的签订能够提升社会总福利。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产需不确定下基于零售商风险规避的三级供应链组合契约模型

针对产需不确定下单一供应商、制造商和风险规避的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系统，建立了分散和集中情况下的最优决策模型。通过设计风险共担和GL组合契约实现了三级供应链的协调。讨论了风险规避零售商的最优订购决策，分析了风险规避对供应链期望效益的影响。比较了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两种情况下零售商的最优决策。探讨了组合契约的协调问题及契约参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应链的期望利润随着产需不确定的增加而减少，风险规避下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低于风险中性时的期望利润，零售商的期望利润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加大而减少，零售商最优订购量随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而变化。最后数值算例验证了模型和契约协调的有效性。     

谈谈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陷阱及防范

本文提出目前经济活动中签订合同出现的种种陷阱及防范措施 ,目的在于增加经济合同签订中的法律意识 ,维护经济合同的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     

无意识心理活动与科学创造

无意识是一种不为意识所知的特殊心理活动,在科学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就无意识心理活动与科学创造的关系问题加以探讨,重点分析无意识的深隐性、可解性、偶现性的内在和谐以及三者之间的和谐互动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     

"两个环节,一个主体"是做好大学生思想工作的基础

从国际国内和大学生的自身情况看,必须进行"两个环节,一个主体"的教育。两个环节,是指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教育。心理素质是一种内在因素,是人的精神动力;道德素质是伦理价值的外在表现,是人的行为规范坐标;一个主体,是指对大学生坚定不移地进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这是教育的灵魂和方向。     

基于定货合同的供应商柔性分析和选择模型

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和工商企业管理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他们提出了众多分析方法和分析模型,但由于计算复杂,在实际操作中运用较少。实际上,在供应链业务流程中,供应合同是最关键的法律文件,合同信息分析能很好地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因此,供应商和购货商选择模型应包括以下参数:单位供应价格、定货周期、最小定货提前期、每个周期最小定货量、临时配送补偿系数、定货量小于最小定货量补偿系数。     

我国《合同法》应将损害赔偿规定为违约救济的首要方式

对于违约案件 ,法院在选择对受害人的救济方式时 ,应首先考虑损害赔偿 ,还是实际履行 ?西方国家多优先适用损害赔偿 ,因为市场主体的交易目的是赢利 ,而损害赔偿能以最快速度填补受害方的利益 ,且无需违约方配合 ,便于法院执行。但我国现行《合同法》却置实际履行于首位 ,损害赔偿于末位 ,这不符合事理、法理和国际惯例 ,应予修正。     

开发我国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

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一个国家竞争能力的强弱主要依赖于创新 ,而创新源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笔者从分析影响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入手 ,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了开发我国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