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刘逢禄的学术思想特点

近年来 ,学术界多将刘逢禄定义为纯粹的公羊学理论家 ,少有人探索他的思想成长历程。事实上 ,刘逢禄的思想形成颇为曲折 ,有其特有的形成过程。他兼容并蓄 ,不落窠臼的治学特点尤为发人深思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试论大一统思想是汉代公羊学的轴心理论

大一统思想在汉代公羊学博杂的理论中发挥着轴心理论的作用,三统说、三世说、政治统一、王道仁政、华夷之辨、思想文化统一等都是围绕大一统思想进行的理论建构.其中,三统说、三世说从天人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政治统一的理论为大一统的实现奠定了起码的政治前提;王道仁政理想,解决了政治统一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使公羊学的大一统与同时代其它的大一统模式区别开来;思想文化统一与华夷之辨则指明了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及实现途径.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以阐释为创造: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一个特点——以何休为例

《公羊传》以阐释为创造的做法在何休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何休对他之前的汉代公羊学作了创造性的总结,使公羊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何休释例,不是为了简单地总结和归纳《春秋》的义例,而是为了通过释例来阐发义理,提出他自己的公羊学思想。三科九旨的有关思想虽然前人也有提到,但何休却将它们系统地阐发为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这是何休最大的理论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